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论京派小说都市叙事的"他者化"

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的都市叙事并非一个独立成形的叙述总体,它的建构总是从京派的乡土生命理想出发,始终把"都市"作为一个异己的对象加以"他者化"."他者化"叙事成为京派都市小说的本质特征,并由此提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启示.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城市女性与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京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研究者所注目的往往是他们作品的乡土特色和风格特征。本文以“城市女性”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着重阐明京派作家面临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     

感伤的行旅--论侨寓者返乡

"返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叙事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早就得到了十分成熟而完整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存体验,或许主要源于封建士子漫长的游仕经历和出仕异乡的羁旅行役.知识者的"侨寓"身份由此确立.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乡土小说的论述中,鲁迅"侨寓者"概念的提出,是对乡土小说中离乡者身份认同焦虑的理性把握.在以<故乡>为代表的一批乡土小说中,乡村失语是返乡者最为沉痛的乡村发现.而在新时期以来带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乡村叙事中,有些作家如莫言对传统的乡村叙事模式也存在一种有意消解倾向,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     

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经现代社会剧变和文学变革,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赓续革新。从古典时代到现代,可以梳理出两个基本传统:其一是"抒情传统";其二是"史传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四大名著起,小说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进入现代,小说更是构成了文学的主导形式,"史传传统"也以现实主义之名占据美学规范地位。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变革始终为激进现代性所支配,直至1990年代,传统文化才获得正面肯定,而文学充当了先知先觉的角色。1990年代以后,乡土中国叙事以其内隐的"史传传统"为中国文学创建出一批重要作品,也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中国文学做出了非同凡响的伟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传统延续至今,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证明了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传统与当代以隐显的两种方式推动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遮蔽与压抑下的欲望生长——从五四到文革期间的欲望话语叙述

欲望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中西方文学史都曾有过压抑或限制欲望话语叙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欲望话语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五四文学发现并张扬了人的个性和本能欲望,又巧妙地将欲望叙事转化为国家民族叙事;京派和海派作家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人的世俗欲望;女性欲望的表达却相对滞后.十七年文学压抑并将人的本能欲望转换为生命主体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热情,文革期间人的本能欲望在文学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     

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京派作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在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都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具体到小说领域,京派小说在空灵、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以及语言上都与中国古典艺术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京派:"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

"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一种逻辑结果,标志着京派与"五四"传统的对接。所以,京派可称为"五四之跋"。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京派以对文学历史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同时也喻示了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奢侈的乌托邦色彩。     

论京派文学的时代性与超越性

京派文学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价值实现却要受到时代的规约。京派作家坚守文学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性探索和美的创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他们与风起云涌的时代隔了一层,作品格局不大,风格偏于优美,少了点阳刚之气。左翼阵营批评它,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冷落乃至压制它,是它在"非常态社会"的一种必然命运。京派文学在1980年代被视为纯文学的典范而重享荣耀,体现了那时反"左"的时代潮流。受此影响,它的符合新时代潮流的内质被充分地放大,而它在历史语境中本来作为其特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缺陷反被掩盖了。新世纪,京派文学遭遇了世俗化潮流的挑战,它的超越性一面正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人心毕竟都是相通的,但在世俗化的时代守望文学的理想又是寂寞的。这意味着,京派文学所体现的标准在和平年代里也不是普遍有效的,它只能受到特定人群的青睐。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赵树理与"京派"文人比较谈

一、从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说起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新文学的源流,同年由人文书店将演讲稿整理出版,即《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系统地建立了他反对载道主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标举的是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且不谈这位京派文学健将主张的偏颇之处,他的这番论述显然是从历史的考察中为京派文学寻找源渊凭藉。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刘淑玲京派作家是以乡土小说而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笔下的乡村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真挚的人情味，堪称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远逊色于他们的乡土小说...     

京派小说的"异秉"人生与道家理想人物

京派作家废名、汪曾祺创作了诸多"异秉"小说。这是京派作家对人类诗意生存的文学表达及美学设计。溯其文化与美学渊源,老子所塑造的"愚人"形象、庄子再三描摹的"真人"形象以及那些"技进乎道"的庖丁们,正是京派笔下"异秉"人生的文化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