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的诗外之“意”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目长。”柳公权续后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或者谓其不能因诗以讽。后苏子瞻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柳句正所以讽也。盖风之来，唯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虽有此风，安知所谓凉哉!此与宋王对楚王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释“垄上”

释“垄上”《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帐恨久之，曰这里的“垄上”何解？三家注皆无说。颜师古注《汉书》则云：“垄上，谓田中之高处。”近世的注家则多以“田埂”释之，曰：“停止耕作，到田埂上去休息。”按：田埂非休息之所，且本在耕...     

原“说”

“说”与“悦”、“脱”、“锐”等，皆是古今字关系，而“说”的古字应是“兑”，“悦服、悦纳”正是“说（兑）”的本义。     

“享”“饗”考

“享”和“饗”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字。清代小学家对这两个字的训释意见分歧,例如段玉裁说:“小戴记用字之例,凡祭言,饗燕字皆作饗,无作(?)者;左传则皆(?),无作饗者;毛诗之例,则献于神曰(?),神食其(?)曰饗……各经用字,自各有例。”阮元则说:“有同字义别而相因者,如献神为享,神食其所献亦为享是也。此等在训诂中盖未可枚举,后儒曲为分别,乃以献之作享,神食所献作饗。”他的结论是享、饗本为一字,“断非有二形也。”马瑞辰也说,献神及神食所献通作享。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周”字溯源

在现行工具书中，“周”字有两个基本义项，一为稠密，一为环绕，其他义项皆由它们引申而出。但是，追本溯源，此二者既非一词，亦非一字，只是读音相同。稠密义字作“周”，环绕义字本作“勹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勹舟”字下注曰：“勹舟与周义别。《口部》曰...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产物——《说文解字》及其作者略评

两汉是经学发展的兴盛期.在经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对立与斗争,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人们为了解经说经,就要研究语言文字.因而,经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文字之学——小学的发展.汉代建立以后,废除“挟书之律”,搜求古籍,又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于是,设立博士,整理经籍.汉代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依靠记忆而口     

夯实基础 重视实践培养学生自能作文

叶圣陶先生在《语文教育书简》中指出：“习作一课：我谓宜认定标的，师生全力以赴之。标的为何？文理通顺而已。……至于思想之高深，意境之超妙，皆关系于学养习作课所不克任也。”叶老这段含义深刻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认识和研究学生的作文，首先要端正教学指导思想，要搞清作文的性质和任务。     

释“爱子”

江淹《别赋》:“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凤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霑罗裙。”此写征人之别。其中“爱子”一词,颇令人迷惑。注家或者含胡其词,或者谓系“妇人送自己亲爱的儿子出发”。     

宋代“文臣七条”碑

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州衙大堂内的北墙壁上，镶嵌着一尊高１１６厘米、宽７０厘米的石碑，碑文系楷书，字体端庄，遒劲有力。这是建于宋代的“文臣七条”碑。这尊碑上镌刻的七条是：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据专家考证，这尊碑上的“文臣七条”，是宋徽宗钦定的…     

从“三正循环”到“名年建元”──说改正朔之方式及其意义

一改正朔之意义古代中国，在任何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都必须首先进行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法制度等改制工作。在这一系列改制活动中，改正朔又是其核心内容，因为服色、礼乐、制度皆依正朔而改。改正朔是建国之初一切改制工作之中心，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所谓“正朔”，就是一年中的第一天。一年中的第一月称正，一月中的第一日称朔。《礼大传》曰：“改正朔”，《疏》云：“正谓年始，朔谓月始。”正朔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天文历术问题，也就是如何确定一年中第一月的第一天。对于天文历术家来说，这本是一个十分纯…     

“床前明月光”

李白《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通篇琅琅上口 ,明白晓畅 ,千百年来 ,众口传诵。然释其首字 ,犹有两说并存。一说以为 ,“床前明月光”之“床” ,即指普通睡眠之具。全诗乃言诗人睹月思乡 ,夜不能寐 ,起床沉吟之状 ;一说以为 ,“床”乃井栏之谓 ,非卧榻之谓也。古人聚水而居 ,有人处即有井 ,故井可代指村落、城镇 ,又常引申为故乡之意 ,“市井”、“背井离乡”云云 ,皆由此而来。全诗乃言诗人绕行井边 ,望月怀乡之情。两说皆可通 ,若强欲索作者之原意 ,恐须起太白于地下也。愚以为 ,诗无达诂 ,自古而…     

黄侃古韵说略

段玉裁谓“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为一时;汉武帝后自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六书音韵表》)。段氏古韵之分期盖可从也。《四库全书提要》云:“言古韵者自吴械。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占韵乃以益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然吴棫之论古音,实仅于《广韵》部目注明其通转而已。其后,宋·郑庠作《古音辨》,分古韵为六部:阳、支、先、虞、尤、覃。以郑书早佚,故其详未之知也。     

“与时俱进”小考

“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 ,包括人类社会 ,永远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其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易·系辞下》) ,“天地之德不易 ,而天地之化日新”(王夫之《思问录》)。认为“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正所谓“新新不停 ,生生相续”(皮锡瑞《经学通论》)。为此 ,孔子浩然而叹 :“知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乎 !”(《周易·系辞上》)在承认变化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     

“YI”字杂考

考证“YI”字为汉《衡方碑》“褘隋”之“隋”辗转而误,“褘隋”与《毛诗·羔羊》“委蛇”音义相同;《隶释》谓“褘隋”出《韩诗内传》,本员兴宗之说,并非洪适臆说;《韩诗》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尚未亡逸,《韩诗》亡于五代后、亡于政和建炎间、至宋亡之已久诸说,皆非是。     

从清末污吏看贿赂的“进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时候官员也不例外。关键词：“敬”、“仪”、“规”清末官场上所谓的“敬”、“仪”、“规”，其实质就是贿赂。之所以加上“敬”、“仪”、“规”之类的字眼，目的在于使其带上“合法”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一些形式：一是别敬，也称别仪，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自”字的训祜

“自”字在古今汉语中使用非常广,它兼跨几个词类和几种义训。 (1)名词,训“鼻”。许慎《说文》:“自鼻也,象鼻形。凡自之属皆从自。自古文自。”段玉裁注:“此以鼻训自,而又曰象鼻形。王部曰‘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然则许谓自与鼻义同音同,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