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

不可靠叙述者是当下叙事学研究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尽管布思和查特曼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文本内在的实体,但布思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而查特曼认为它介于个性化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与布、查二人相左,A.纽宁等认知或建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不可靠叙述者是一个由读者决定的论题.本文拟集中探讨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不可靠叙述者的争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若干研究方法,尤其是A.纽宁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文本策略,本文提出了建构不可靠叙述的四种类型:叙述内不可靠性、叙述间不可靠性、文本问不可靠性以及文本外不可靠性.     

现状、问题与展望——关于中国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思考

叙述者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可靠与否反映到叙述学中就是叙述者可不可靠的问题.叙述者的不可靠既是作家在创造时赋予叙述者形象的扑朔迷离,也是读者在阅读后分享到故事情节的淋漓尽致.不可靠叙述不仅是叙述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更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核心环节.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尽显纷呈后国内不可靠叙述研究欣欣向荣,在对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译介、理论定位、理论实践和理论范畴研究上都取得了灼灼业绩,其中译介工作的全面系统、文本阐述的独特新颖和研究活动的薪火相传更是国内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但是伴随着研究热潮也存在着理论机械地与西方相适应、“两张皮”、“新瓶装旧水”等窘境,研究的阙漏呼吁着国内的学者们仍需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

历史理解乃是对叙述的理解,它需要对叙述中直接表现出来的东西进行解释.如果没有解释,我们不可能通过故事性叙述直接领悟事件之间的联系.现代历史学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力图对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历史学越来越向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带来负面效应.科学解释的成绩让人躲避叙述形式,贬低历史叙述的作用.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它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     

叙述形式探索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裂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叙述形式探索引发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根本性裂变.传统历史小说沿用全知叙述和线性故事时序再现历史真实,体现了作家们的理性历史观念.新历史小说则以叙述形式探索为焦点,导致创作发生根本性裂变及对理性历史观念的质疑和颠覆.叙述形式探索革新了正统历史观念,解放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但也带来不少问题.     

论《红高粱》的叙述视角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我奶奶"标志着莫言小说叙述视角的创新:一方面,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由故事外的"我"提供叙述声音进行历史想象,故事内人物"我父亲"从亲历者角度回忆历史,这既对先辈传奇人生及其意义做出了不同的经验处理,又让抗日故事与爱情故事交错展开,凸显先辈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叙述者"我"的现实与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拼贴在一起,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生命对家园的寻找--女性学者的历史叙述

女性散文中的历史叙述,在对历史的诘问与探询中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绝对价值和生命权利,抗拒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阉割.以个人生命时间复活历史场景,历史叙述因为生命细节的介入而使凝固的历史时间呈现出人性色彩,言说对象复活为有血肉的生命,这样的写作立场,决定她们看重的是对历史的精神释义过程,是以自我的生命经验烛照人类的普遍经验,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真实的理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个人记忆,强调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它使人在对时间的追忆中不断返回自身,认识自我,确立主体,并在精神向度上体验生命自由,实现生命对家园的寻找.     

论新闻报道中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受到了叙述学各种理论研究者的重视,并且产生了多方的理论分歧与学派争端。但实际问题是:不可靠叙述是否只存在于虚构性叙述中?在我们通常认为的事实性叙述中是否存在不可靠叙述的可能?以一些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新闻报道中不可靠叙述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新闻报道不可靠叙述的研究路径,可从传统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转换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新闻报道的不可靠叙述可分为文本内不可靠、伴随本文不可靠、历史文化语境不可靠几种类型,每一类型背后都隐含有相应的文化机制。     

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

小说的叙述视角决定了读者对视角人物的同情,并进一步由同情而产生认同效果,即读者通过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合一而投射自身的身份、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叙述视角由此超出了形式技巧的范畴,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后现代元小说叙述者破坏性介入的全知视角解构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而使主体性的投射没有了依托,并进一步揭露了传统小说通过视角运用而对读者实施的意识形态掌控,从而指向了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运作。     

合作原则：违反与言外之意——《押沙龙，押沙龙！》的修辞叙事策略

违背言语交际合作原则是富于叙述模式创新的福克纳乐于采用的修辞策略.他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在两个交际层面上违反合作原则:一是文本外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层面,二是文本内叙述者之间的言语行为层面.显性的违反准则揭示了作者过度保护交流合作的修辞动机,因为读者会在这种标记性的叙述行为中发现作者的言外之意,获得作者预期的言后之意.     

叙事理论中的性别与历史——《大卫·科波菲尔》与《荒凉山庄》中的回顾性距离

本文从一个侧面探讨历史语境中叙述策略和性别政治的关系。文章比较了狄更斯两部第一人称小说再现“我”当年天真看法的不同叙述方式。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叙述者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提醒读者关注自己目前的回顾性叙述权威。与此相对照,在《荒凉山庄》中,埃丝特再现自己幼年的天真看法时,不时“反常地”瓦解自己目前成熟的看法与当年天真的看法之间的界限。这些差异反映出那一历史文化语境中关于叙述的特定性别规约。根据这些规约,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掌控是典型的男性特征,而那一时期的女性叙述者若要可信,就往往需要不加思考地沉浸在自己所叙述的情感和经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