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时代性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开创于梁启超,这已为大多数史学界同志所公认。但是,梁启超史学体系的建立是经历了一个酝酿与发展过程。他最早阐述史学观点是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那时,他的观点还不系统、不成熟,可以说是一个酝酿阶段。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反映了梁启超新的、比较系统的史学观点,标志着新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正式产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对史学的论述趋于成熟,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所局限,他的史学观点从进步趋于保守,甚至反映了主观唯心论,但不可忽视的是1918年后,梁启超对史学的探讨更为深入,就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全面论述:对史料的搜集、分类、鉴别:对文体改革:对史学方法的论述等,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我们有必要对其史学进行较全面地分析,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本文拟从梁启超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与“年鉴派”史学方法论的共同之处有以下四点：第一，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试图通过研究过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今天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从而揭示一个社会的明天，...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新史学与辩证逻辑思维

史学有新旧之分,新与旧系相对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史学也不断地在继承旧史学遗产的基础上予以更新。新史学不自今日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唐代史学的改革;又如清代的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也是一部新史学;梁启超写过一部《新史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李大钊写《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端。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于旧史学作批判地继承,并加以改革。改革的方面颇多,其中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 2 0世纪中西方史学史上比较典型的两种“新史学”范型的普遍共性、不同特点及优劣得失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和全面总结。梁启超和鲁滨逊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变数和动荡的百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也随同这震荡的世纪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其间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主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一是由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首先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中实现的。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陈其泰“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历史之所以选择梁...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