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美学“逸气”范畴探微

“逸气”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历来表现于文艺批评领域,其哲学渊源来自于道家思想,是一种脱离了儒学框架的生存方式和人格典型,也是一种最高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它拥有多维度审美质素,如自由超脱之气、自然疏野之气、清新空灵之气、高迈壮大之气、变化无端之气等。本文从老庄思想出发,梳理“逸气”范畴的历史表现形态,从而探析“逸气”范畴的审美内涵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价值。     

苏轼叙写“气”的语意蕴涵辩证

在苏轼的作品中,多有"气"的叙写。这诸多"气"的语意蕴涵非常丰富,既有对自然物质之气的描述,也有对生命生理之气的体认,而更多的是对人文思想之气的传达。人文思想之气从哲学层面反映了他以气为本体的自然观;从政治层面他崇尚和气,表明其向往社会太平和谐的政治理想;从道德人格层面和文学艺术层面他欣赏英气、豪气、浩然之气、逸气、才气、神气、词气等人文精神之气,表现了他人格审美和艺术审美的理想追求。     

论中秋在宋词中的审美特征与表达效果

中秋作为一个以“月”为核心意象的节日,在宋词中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为秋之中、月之中的和谐对称之美;“月”意象的独特审美;“无月之中秋”的审美;“嫦娥”与“桂花”的意象审美.而这些审美特征又带来了特有的表达效果,具有特殊的内涵.     

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中的美学境界

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中,才能真切地体验到自然之美、社会之美、和谐之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思想是马克思对美看法的根本。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是人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的同时,还会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马克思的思想中,深刻蕴涵了“劳动创造了美”,通过劳动实现人类从必然到自由、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美的境界,从深层次上揭示了美与社会的统一。     

韵：审美的和谐极致——“韵”概念泛化的内部因素考查

从字源学上说,“韵”同“均”、“钧”,为古代的乐器,训为“韵,和也”,即指和谐的乐音。这种和谐的乐音是在阴阳二气交互运动的变化过程中形成的。由“声”到“音”及至“乐”的形成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和谐”内在意味,使“韵”体现出一种审美的和谐极致之诗性文化气质特征。“韵”的形成机制及其所遵循的音声之道使它由原始的音乐领域拓展至书画、诗文乃至人物品藻等审美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具包容性的美学范畴之一。     

论意境生成的审美心态

<正> “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亦是最高的审美范畴。它的内涵非常宽泛,可以说是一个包括审美意象、审美意蕴、审美意趣、审美意味、审美意韵与审美风格在内的集合体。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风与骨、兴与象、形与神、物与心、景与情、知与行、学与悟等基本范畴的高度抽象结晶,亦是中国古代艺术家以心灵感悟审美对象过程中所经历的一般之境、审美之境与宇宙之境等三个心理层面的完美统一整合。它体现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以“气”为主,认为气是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因而也是美的精髓,审美主体通过审美体验能够把握到字宙、人生的生命意蕴,达到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     

气韵源于“气运”──当代谢赫美学思想研究质疑

把气韵等同于“传神”的诠释,存在着三大误区：以“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以为气韵的哲学基础在于玄,无视“无”与“气”的完全不调和。气韵源于“气运”,二者的通假既有音韵学的依据,又有文献可证。气韵即气运,乃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中的延伸,是《易传》所崇尚的生命的运动的美学精神的抽取缩和。刘勰的“自然之道”,钟嵘的“气之动物”,与气韵有着共同的旨趣,是分别从文学、诗歌和绘画领域对文艺本体论的表达。     

从“听之以心”到“听之以气”——论《庄子》“凝神”的审美心理内涵

“凝神”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源自《庄子》的“凝于神（疑神）”和“神凝”。“气”是理解“凝神”的关键所在,庄子的“气”具有身体面向“,气”不仅充实身体,而且人的精神或心灵活动依靠“气”来承载和实现。“听之以气”揭示了“身（体）“”心“”神”与“气”的内在关系。由于“气”的内充作用,人能够通过听“气”实现体“道”,从而到达“虚”的境界,即应目、会心、畅神。从审美发生的过程来看“,凝神”即“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本质是气聚而神定,体内阴阳二气达到平衡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不仅仅只是一种修道的功夫,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审美心理意义。在内“,凝神”强调从专心经由净心到忘心的心理过程;在外“,凝神”实际上是由心静而心空,由心空而心游的一种审美高峰体验。     

营建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试论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旨及其“气论”的美学史地位

营建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试论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旨及其“气论”的美学史地位邱运华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本乎自然之道，论及创作主体的精力修养、年龄齿序变化对思维的影响，提出“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观点，以保持自然的审美心...     

论苏轼作为寄寓之道的自然审美

寄寓是苏轼对人生在世状态的思考。从空间维度上,他提出“吾生如寄耳”,人只是寄寓天地间,一生漂泊;从时间维度上,他提出“人间如梦”,人生如同一场梦境,转瞬即逝。不过,他并未沉沦,而是通过自然审美生发出寄寓之道——齐同“寄”与“归”,认山水最佳处为家;齐同“梦”与“觉”,化如梦人生为审美人生。苏轼的自然审美不是以自己作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主客对立式观照,而是生发出注重自在自得的“寓意于物”的这种自然审美模式。从寄寓之道的角度探讨苏轼的自然审美,能够使自然审美超越审美对象的意义而获得生存哲学的意义,从而深化当代自然美学。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结构

中国美学具有独特的范畴体系。作为中国文化所特有且与审美相联系的一种知识结构,它是一个动态四维的逻辑网络。此即：一个逻辑原点：无极;二重哲学本体：绝对之无的本在性无极,与相对之无的次在性太极的对应结合,以无极为“一级本体”、太极为“二级本体”;三大人文支柱：历史哲学意义的“道”、文化意义的“气”与审美现象意义的“象”的三者相和;四为基层建构：由“道、气、象”三者构成其各自所统摄的范畴群落及其相融。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具有有序而深邃的思性诗性化、诗性思性化的人文特点,渗溶着中华文化所特具的生命意识。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气韵”范畴考辨

本文认为 ,以往对中国美学范畴“气韵”的诠释 ,大多陷入了以精神性的“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将气韵的哲学基础定位于玄学的误区。实际上 ,“气韵”源于“气运” ,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 ,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气韵”与“传神”相比 ,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虚静与感应、超迈与力遒的差异。在谢赫以“气韵生动”为首位的“六法”中 ,有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共处。     

从文图理论看《文心雕龙》的“写气图貌”说

作为舶来品,文图理论需要在现代表意理论上开辟中国资源和路径,其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比较研究便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文心雕龙》的“写气图貌”说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它与文图理论在文学发生论、言象意关系、视知觉审美理念等方面皆有相通之处,具备深入比较的前提。刘勰认为作者苦心孤诣将自然图景转换为文学图景的最终目的,绝非止于如在目前、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现,而是这鲜活形象背后的“文外之重旨”;转化的关键则是依靠“状溢目前”的秀句来组成“情在辞外”的隐篇,从而让读者可以在“辞外”的想象空间中二次创造出那本源于自然中鲜活的万事万物。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文图理论成立的内在逻辑是“物—情—辞”,具体过程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审美效果是“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     

王夫之情感诗学与近现代西方美学

王夫之认为人之有情犹天之有气,视情为人之本,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情感本体论有相通之处;王夫之将审美活动视为“自然之华”与人的“心目”“文情”的统一,实际上提出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近似的“内在眼睛”说与“审美态度”说;王夫之将情与景的统一提到新的高度,他的“景语”说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美学中情景观,与现代艺术符号学中讲的“存有”说相贴切;他的“兴”说与“现量”说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讲的情感思维、直觉思维相切近。     

古代山水诗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是无比钟爱大自然的民族。中国历代文人认为美丽的诗篇无不仰仗山川灵秀之气的哺育。刘勰就曾指出过屈原辞赋得“江山之助”。1一些吟咏山川的诗人,如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的理想范型,既在于他们亲近自然,适性陶乐的精神旨趣,还在于他们描写自然美时所达到的“天籁自鸣”之境界,体现自由、自然、人天和谐的审美理想,从而为中国诗歌艺术树立了圭臬。源远流长、气象氤氲的古代山水诗,无愧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大支脉。一、山水诗的孕育和成型谢灵运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     

人己关系和谐的人工自然生态审视

人己关系不应简单理解为身心关系。以本体论的视角来看,它形成于人与自然的分化与统一,体现于人与自然特有的对象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之间的认知、改造、价值以及审美等关系。当前,影响人己关系和谐的因素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特征,人己关系和谐问题不仅表现为客体自我能否和如何满足主体自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更表现为社会如何为之创造条件。人工自然有生态性存在的一面。人工自然生态既是反映人己关系和谐状况的物质载体,又是促进人己关系和谐的现实路径与平台。     

从"天人和合"到"心境交融"--佛教心性论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的转化

中国传统美学在传统的自然思维支配之下缺乏真正的反思思维。这里基本的审美形态是“天人和合”;事物之谓美本质上在于它体现了与“天”或“道”,即作为本体的绝对自然之符合;美的主观性意义完全没有被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传入和渗透,使中华民族具有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反思。隋唐以后文艺(尤其是诗歌)就有了一种与传统显著不同的审美经验,即所谓“心境交融”。“心境交融”的审美经验结构建立在反思基础上,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禅佛教的精神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