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

历史演义是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概念混乱。本文提出了类型划分的原则,辨析了“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名称的来源和内涵,并对“历史演义”这一小说类型的总体特征作了归纳。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对当代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化观批判

近年的历史题材 ,影视剧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繁荣了当前的文艺创作。但是 ,历史影视剧乐道于宫廷斗争和皇权至上并有意无意地张扬权谋文化 ,同样带来了一些社会的负面效应 ,造成当代影视文化的价值迷失。这种表现于历史影视剧中的权谋文化观 ,有具体的呈现样态和产生的背景。“剧以载道”是“历史剧”应肩负的使命 ,历史题材影视剧必须正确解读历史 ,弘扬先进的文化观     

小说序跋语境下历史演义文本定位的再分析

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文本定位主要有“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两类。历史演义在产生的初期,更多被视为历史文本,这与宋元“说话”传统密切相关,在通俗小说发展成熟后,历史演义则更多被视为近史小说。明清人对历史演义的定位基于他们对其社会功能的认知,它一方面承载了“寓教于史”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明清人对通俗化的诉求,这一诉求最终融入庶民文学兴起的浪潮之中。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论争和发展

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①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②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③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一“虚”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学家和一些正统文人,曾一再指责小说“迂诞依托”,“其言浅薄”,荒诞不经;认为小说均系“违理”之“道听途说”,“损实”之“街谈巷议”;要求小说作家不要“苟出异端,虚益新事”,使其“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宋元以后,随着通俗小说中的“讲史”的发展,特别是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有关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的讨论,也就转移和集中到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如何对待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关系问题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明代其他历史演义之比较

历史演义是明清章回小说中最早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经过讲史平话、戏曲传说及史传文学的共同滋育,再加上崇史、慕史之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促成,终于在适宜的物质文化环境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据孙楷第先生的统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约有百余部,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历史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叙述形式探索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裂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叙述形式探索引发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根本性裂变.传统历史小说沿用全知叙述和线性故事时序再现历史真实,体现了作家们的理性历史观念.新历史小说则以叙述形式探索为焦点,导致创作发生根本性裂变及对理性历史观念的质疑和颠覆.叙述形式探索革新了正统历史观念,解放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但也带来不少问题.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典范场景及其结构功能

场景作为诸叙述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是衡量叙事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标准。中国古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等各类题材的小说,无论是以语言为表现重心的“文场”还是以动作为表现重心的“武场”,都构设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审羡风范的场景范型。这些典范场景不但构成了小说的核心趣味场,而且在结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是继《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后又一座三国史的里程碑,是三国题材由历史到小说漫长演化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它对上融陈寿原著与裴注于一体,兼采其长而出之以编年,对下影响到“说三分”与《三国志演义》创作。在思维方式,材料整合,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观念等史传与小说相通方面《资治通鉴》对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独特作用。     

史学在秦汉政治活动中的作用

秦汉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史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形成“海内一统”政治局面为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 ;而这一时期史学在先秦史学积累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关注着时代和社会 ,以一种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一、开展政治讲史活动 ,对统治者进行　　　　历史教育讲史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历史教育形式。据其性质的不同 ,大体可以分为家族述祖讲史、政治讲史、历史知识传授讲史和通俗性民间讲史。所谓政治讲史 ,就是以统治者为对象、历代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总结历史经验为主要目…     

古代小说“写实”艺术的升华——《金瓶梅》对古典小说题材的新开拓

<正> 崇尚写实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又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小说的“写实”艺术从史家的“实录”中脱胎出来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需要小说家创作实践的不断超越和理论上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实”的程度与水平,是衡量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金瓶梅》在“写实”上有着题材拓新、艺术升华和历史超越性的意义。一、《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不重“写实”,叙事描写游离于日常生活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试论井上靖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美学特征

当代日本作家井上靖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创作了不少历史小说,除题材上的特殊性,这些小说在艺术结构和审美方面也颇具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井上靖在这类小说中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说文体———“学究式文体”。本文试图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下考察这类小说的美学特征,肯定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意义。     

“说话”小说:民族化的现代小说形式探索——以《白夜》和《高老庄》为例

现代性与民族化的有机交融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终极追求,贾平凹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当代小说形式的探索中,创新性地继承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优质,融之于现代小说叙事技巧中,逐渐完善了具有个人风格特征的现代"说话"小说范式,为当代小说通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化方向做出了积极探索.     

略论《岐路灯》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是从宋元民间艺人的讲史演传过来的。在内容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以历史故事、英雄传奇为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即是代表。而对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的反映多是宋元的小说话本和明代的拟话本。由于题材的限制,在明代中叶以前的章回小说中,很少有写得出色的女性形象。直到万历年间出现的第一部由文人个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金瓶梅》中,才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其中不少人写得活灵活现,颇为生动,充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但由于作者格调低下,这些女性被写得猥亵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