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贤三昧集》中的孟浩然诗

王渔洋根据他的"神韵"诗说选编的<唐贤三昧集>,精心结撰了一个分别以王维、孟浩然的为神韵诗头号、二号样板的盛唐诗歌体系,为我们进行王、孟诗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为正确评价"神韵"说诗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数.孟浩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比王维诗更可爱,诗中画面更加朴拙,但在禅境诗方面却乏善可陈.诗禅相通的可信性和可行性是有限度的,"神韵"诗论和<唐贤三昧集>的选诗口径不能作为评价盛唐诗歌的唯一尺度.     

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 ,他的诗歌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显著 ,因此得到了“当代诗匠 ,又精禅理”① 的赞誉和“诗佛”的称号。王维在创作中不仅把宗教观念与感情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 ,而且借鉴了禅宗的认识方法来丰富诗的表现手法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禅宗影响于王维的山水诗歌创作艺术 ,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禅语入诗 ,以禅趣入诗 ,以禅法助诗。这三类形式 ,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 ,具有不同的价值。“以禅语入诗”一般被排除在艺术性的诗歌传统之外 ;而后两者 ,尤其是“以禅法助诗”被认为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甚至…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王维诗歌与儒家文化精神

王维诗歌与儒家文化精神赵海菱在灿若繁星的盛唐诗人中，王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颗，他的诗，意境空灵，格调清新，宛若空谷足音，超凡脱俗。他平生皈心释门，其诗作常常流露出镜花水月的禅意，故其本人被推崇为“诗佛”。然而，诗人都是文化的产物，在儒、释、道合流的盛...     

王维“凝碧诗”考辨

“安史之乱”中,王维被贼军囚于洛阳菩提寺,并被迫接受“伪职”。诗人在囚禁中作“凝碧诗”,表达其忠君不贰思想。乱平后王维因此诗受到肃宗宽宥。“凝碧诗”在王维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历来有关该诗标题、传递等情况的记载,互相矛盾,殊多疑点,本文对此一一作出考证与辨析。     

严羽诗禅说析辨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在六朝的宋、梁二代尤为昌盛。至唐,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有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与禅宗,此后尤以禅宗势力为大。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最初见诸建筑、雕塑与绘画,继而进入诗歌领域。谢灵运在当时关于禅悟的顿渐之争中赞成道生的顿悟说。皎然《诗式》云:“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王维晚年焚香坐禅,所作时含佛理佛趣。至北宋则影响到了诗歌的艺术理论,出现了“以禅喻诗”的诗禅说,其首创者应当是苏轼。其后,北宋的吴可、韩驹、赵蕃、吕本中、范温,南宋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诗》儒释相谐的教化特点论析

敦煌所出一卷本《王梵志诗》共12个写卷,存诗92首.这些诗歌不同于其他卷《王梵志诗》,其诗皆采用格言形式,为五言四句,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易懂,偏重于对世人生活节仪、处世之法的训导,所以有学者将其归入教诲诗.一卷本《王梵志诗》也是反映敦煌民间教育的代表之作,具有俗世治家教育、佛家训化劝诫等方面的教化功能.其中72首诗歌强调对子女进行孝道、勤学以及个人修德教育的重要,重视手足之情的培养以及家长的榜样作用,这些内容符合儒家教育思想,是其教化功能的核心所在.另20首诗歌采用佛教格言劝导世人,这和唐代佛教的繁荣及世俗化有关系.通过一卷本《王梵志诗》可以管窥敦煌唐五代时期民间教育“儒释相谐”的特点.     

简论台湾诗人痖弦

痖弦作为台湾现代诗坛的杰出人物,其诗歌题材选择颇具特色,他不仅经营出独特的沉郁悲怆的诗歌境界,而且在意象构成、运用反讽技术、语言创造与文体渗透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建立“现代中国诗”的倡导和关于诗的晦涩、诗的社会意义的众多理论探讨亦很值得关注.     

黄遵宪的开放意识及其诗歌的审美取向

黄遵宪是近代“诗界革命”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人足迹几遍五洲 ,有着十余年的外交生活经历 ,视野宽广、思想开放 ,融汇中西文化 ,开拓了中国诗歌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和新的审美范围 ,在中国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王维隐居与其诗的关系新探

一“隐居”,是王维一生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方面。说它重要,是因为隐居与王维的诗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即他得以名世的优秀山水田园诗几乎全与隐居相关,甚至可以说“隐居”使王维成为唐代和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隐居的时期与原因,都直接关系着对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及诗史贡献的研究,而学术界对其隐居的研究却欠深入。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专题对王维的隐居与其诗创作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探讨,澄清是非,帮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歌成就,并重新确定王维及其诗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往,人们多认为王维于晚年隐居,其原因是受佛禅出世思想影响,羡慕山水田园隐居     

论"诗教"的美学渗透途径及其功能

孔子是我国“诗教”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诗歌在人的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以及“兴观群怨”等各种社会作用,但他却忽略了“诗教”中的极其重要的美学作用。受孔子的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美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诗歌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主要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美”是诗歌中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诗歌中的美学渗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