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小说叙事与先锋文学批评的阐释困境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对文体自由的期待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批评家们由此对文学形式因素产生偏爱。在此情形下,马原对小说叙事的积极探索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并经由他们的积极阐释而以叙事的先锋著称于文坛。然而,马原小说及其批评并没有依照人们的意愿走向深入,反而因为某种"叙事圈套"的操作困境而走入误区。马原小说期望与批评之间的悖反现象值得回味和反思。     

论博尔赫斯对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的接受

享誉世界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对哥特小说的深刻见解,而且创作了具有典型哥特式风格的小说。他将哥特式神奇魔幻的叙事形式与拉美现实相结合,为探索拉美文学叙事新模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表面上看,英国哥特小说对博尔赫斯个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实则却也藉由博尔赫斯,构建出了前者与20世纪拉美小说重要叙事形式之间影响与接受关系的重要路径。博尔赫斯对哥特小说的理论阐释及其创作模式的移用,直接影响了拉美新小说的发展方向,而其创新与变异,也对拉美新小说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叙述的方式与观念的解读——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

先锋小说家余华,在其创作成长道路上曾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资源.本文以博尔赫斯之于余华小说的意义为主线,通过观念、叙述、时间和生命共4个主要方面论述余华小说在这一方面的特点,从而以比较研究和后现代的视野,勾画出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意识.     

从马孔多小镇到迷宫幽径——诙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的魔幻意识

本文指出拉丁美洲两位作家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都以魔幻的笔法来抒写各自的世界,而他们所具有的魔幻意识在文化渊源、指向的层面和价值建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历史和故事的距离——以“层累说”为例

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即叙事内容与叙事目的。这两方面的互动对理解叙事的运作非常关键。本文以"层累说"为讨论中心,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出发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对故事可靠性的判断依赖于对可能性的判断;反之,后者又依赖于故事世界的一些外在因素,而不能仅从故事内部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圆融的历史解释需要外在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视角。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1933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革命叙事”—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

"革命叙事"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完善发展的艺术形态,它将传统的"血亲伦理"与现代的"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树立一个个现代"革命"的经典。文本通过赋予"革命叙事"以新的内涵("革命对象"——不再是某个仇人而是仇人所在的"有产阶级";"革命动机"——不再是为了"血亲复仇"和"侠义复仇"而是为了阶级感情、民族命运;"革命方式"——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毫无节制地暴力革命)来完成对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     

“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资源

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叙事有效地借用了与其张扬的人民伦理相一致的传统伦理资源,借以整合民众思想;但二者相互背离或者对立时,则对传统伦理观念加以清除。本文通过文本对此进行了解析,阐释了其运作机制和深层动因。     

中国古代“死而复生”故事的类型与演变

中国古代的死而复生故事内容丰富,意义独特.本文依据文献的记载,全面梳理了古代死而复生故事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依据历史阶段与文化内涵的特点,首次将古代的死而复生故事划分为五种类型,依次分析各个类型的特点、内涵,并探讨其中所体现之宗教信仰及人生观念.     

反思“先锋”:背叛与溃退——个接受美学的视角

包括1980年代朦胧诗潮和先锋小说在内的文学实验,以语言革命和形式实验为其先锋质素,开启了与20世纪以来现代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空间,推动了语言、形式、审美维度的回归.这种背叛与对抗的文学实验对读者的既有审美惯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了读者的缺席.这使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诸多传统命题再次提上了讨论的范畴.接受美学理论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文本意义构成的学理分析,而是同时提示了如下问题:将文学视作一种纯粹的语言实践显然是乌托邦化的,重要的不是撇清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而是关注并考察文学之于现实与社会具有哪些可能性:文学应该为何以及如何可能?     

“真实的幻境”与被消费的“怀旧”——第六代导演的“城市故事”

2005年前后,《红颜》、《看上去很美》、《向日葵》等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掀起了一股城市怀旧的风潮,本文即通过对第六代导演一些文本的分析,考察第六代导演城市怀旧的起因,进而考察这些电影城市怀旧的本质,以及随着时代变化所发生的变化。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讲述“它们”的故事：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

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叙事存在四种类型：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动物、植物、岩石、水和盐等的故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如关于精灵、恶魔和怪物等的故事）、人造物的叙事（如关于硬币、椅子和玩具等的故事）、人造人的叙事（如关于木偶、稻草人和机器人等的故事）。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中,儿童文学中的非人类实体发挥了讲述功能、行动功能和观察功能。因此,考察儿童文学中的非人叙事不仅有助于引导儿童读者关注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界限,强调人类/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还有助于思考诸如他们何以成为更好的人类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对非人类物种的共情、体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互为主体性而去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等问题。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反抗与拯救——先锋小说创作的叙事学分析

19世纪末 ,西方现代哲学开始了由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背靠这种世界性的哲学背景及其相应的文学转型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出现了以形式实验为特征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一方面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变革 ,一方面表现为语言秩序的改造。由此进行的文化拯救使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获得了“警世”性的叙事品格     

“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俄苏文学关照下的青春叙事——论杨沫和她的小说创作

中国革命的纷飞战火锤炼了杨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之心,也造就了她文学创作上的别样神魂.杨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俄苏文学中汲取营养,走出“亭子间”,走出刻板的“写实主义”,逐渐走向成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中国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同时,充分抒发女性的细腻情感,令她的小说带有浓厚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精神和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在精神与情感上给予读者双重慰藉,构筑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