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司法的乡村阐释及运作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正义,尤其是在乡土社会表现为一种人情正义和感官正义,乡村的司法也有其自己的规律与特点。法官的角色不是消极中立,而是积极参与;裁判的依据不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习惯与伦理;裁判的场域不是庄严肃穆的法庭,而是田间地头、炕上开庭;裁判过程不是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而是追求实质的正义。在乡土社会,正式的法律被弱化,法律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在乡土社会得不到广泛的推行。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法治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方式,我们应追求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     

对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方法的批判与反思——以"乡土法治学派"为视角的分析

以乡土社会为视角来探索中国法治进路,并强调国家法向民间法的妥协,这是对我国法治所承载的史命的误读,而且这种研究结论也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客观上,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中国的法治从一开始就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型”。相反,是“先城市、后农村型”。就法治探求而言,“乡土法治学派”的态度是比较消极与急功近利的,他们研究的视野主要是现实中的非法治化现象,这主要源于他们认为中国的法治是“爆发型”,而非“潜移默化型”。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返乡型资本:地方工业化的主体

新时期的返乡型资本,产生于改革开放时代工业化进程所形成的利益筛选机制;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分裂背景下的地方同乡会、商会一脉相承,返乡型资本群体在资本数量、产业领域和创业地域等方面有其显著特征。返乡型资本的落地发展,与其跟地方政府的结合程度以及基于乡土情结的行为密切相关。如果说践行公司主义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农业大县工业化的主导力量;那么,返乡型资本则是该地域工业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是能够顺利进入地方传统社会并改变其社会结构的强势物种。     

“复合型”乡土资本：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研究

组织化是助力流动农民建立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提示了先赋性的“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是流动农民组织成功的关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还有组织失败。本研究提出“复合型”乡土资本这一组织社会资本概念作为解释框架,对一项城市流动农民组织的组织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流动农民组织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对“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在城市里的新建设与新发展。“单一型”乡土资本通过将流出地的乡土秩序转变为组织社会资本,快速建立起组织能力,将成员带入城市,却缺乏建立拓展组织网络以抵御城市竞争和维系组织应责的能力。本案例中,流动农民组织通过回到家乡,在“单一型”乡土资本的基础上,拓展出政治性的庇护关系和适应城市市场的乡情约束组成“复合型”乡土资本,弥补了城市中的组织网络建设能力和组织信任维系能力不足的问题,令“乡土型”组织社会资本保持了延承性,维护了组织发展。研究进一步认为,城市里的外来组织在原本的“单一型”乡土资本基础上拓展出“复合型”乡土资本更具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流动农民新的城乡身份得以塑造,有利于他们分别在城乡之间的向上流动。     

观念传承与生育阵痛:民国乡土妇女生育探微

民国乡土妇女生育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明显早婚、早育、多育的特征.从有关统计资料和口述史的记述来看,民国乡土妇女的生育条件简陋,缺乏安全保障,生育致死率高,妇女生育状况普遍被漠视,生育意愿也无法被满足.妇女糟糕的生育状况与民国乡土社会农民普遍赤贫化有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别观念.正是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观念以及基于此的社会性别分工,使生育成了妇女单方面的事,进而导致妇女的生育和生育的妇女完全被忽视.     

乡土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村民,而村民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差序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反映在价值标准上就是还没有完成从特殊性标准到普遍性标准的转变,它对村民的思维和行动均产生实质意义的影响。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乡土社会视角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良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村民，而村民生生不息的环境就是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差序结构”并没以有发生质的变化。这反映在价值标准上就是还没有完成从特殊性标准到普遍性标准的转变，它对村民的思维和行动无立生实质意义的影响。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乡土社会的价值回归

乡土社会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现象,其规则是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它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系列创新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乡土社会及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加以深刻认识,找出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让蕴涵于其中的价值因子回归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序运行。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其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市民社会其实应当称作"城市社会",它既包括狭义的市民社会,即近代市民社会;也包括古代公民社会和近代政治国家。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而未来的"人类社会"则是超越了城乡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乡村社会、城市社会、自由人社会,就成为他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其实是与此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基层司法的路径探索——论"陈燕萍工作法"中的"法官能动"

由于我国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的强烈的"乡土性"与"本土性"特征,现代法律制度下的基层司法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将现代法律理念适用于乡土社会的法律纠纷,基层司法也因此具有了与规范式司法相差甚远的"乡土特征"."陈燕萍工作法"根据基层司法的实践情况,总结出个案实体优先、法官主动调查等经验,其核心在于基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适度能动",对我国当前基层司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