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协商:对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探讨及启示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多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付诸公开集体抗争形式,转型社会的中国进入到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群体性事件,是我国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重要职责.本文从政治协商的视角出发,提出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用理性讨论的方式改善公共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公共协商来化解矛盾.     

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与非暴力表达之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思考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我国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危时期，现在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才能满足日趋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诉求。因此，厘清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阐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界定非暴力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便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更为有效和现实的一种选择。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与诱因分析——以浦东新区动迁中的问题与矛盾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浦东因动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组织化程度趋强、外部多种力量插手、抵抗行为增多。新时期浦东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利益失衡情况下的政府与社会博弈中,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在外部力量加入下导致问题严重程度加深。因此,基层政府需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研究和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不断提高防范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利益沟通视角下基层维稳新思考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历来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通过对现实中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揭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沟通机制的不健全。通过对沟通机制中基层政府责任缺失、民众利益表达存在问题以及沟通渠道不健全三方面的分析,详尽地阐述利益沟通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强化尽责的利益接收主体、培育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以及畅通并创新利益沟通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基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防范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一定渠道将自身利益诉求表达于外的行为,其结构包括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其产生原因缘自利益表达制度化建构的缺失。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权、改造信访制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从而增强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并为利益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     

西部地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机理探讨与预防消解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古老但永远新颖的人类现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基础剧变,社会阶层结构重组,利益格局重构和利益意识唤醒,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和观念分野,社会道德标准漂移和约束力降低,与社会巨变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浮躁和冲动倾向等,从而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特殊历史阶段。越是贫困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越不稳定。必须深入探究贫困与社会不稳定之间的内在机理,从而高度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社会不稳定的普遍性和多发性,进而有针对性地通过各种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预防和消解西部贫困地区重大群体性事件。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群体性泄愤事件研究

通过案例分析了群体性泄愤事件的特点和成因,这类无直接利益关系冲突,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潜藏的结构性问题,也表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在群体事件应对中的能力不足。提出以公共治理的视角,增强基层政权的服务能力,转变执政观念,完善民主参与方式,达到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初探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快,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其中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更为突出。其除了具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性特点以外,还具有指定对象的特殊性、规模性等特殊性特点。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可以从国有企业本身、民众、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来看。政府应采取控制高耗能和高污染国有企业的迅速扩张,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等措施来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由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     

从发生学与类型学的视角考察群体性事件

综观大多数因政府政策或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群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及时、合理、合法的补偿是群体性事件触发的原始动因;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这些群体性事件各具特性,类型不一。因此,如何避免因政策问题和行政行为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政府自身从源头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同时,如何治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考量着政府的智慧和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调研,探讨如何构建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问题.作者描述当前全国及福建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态势和特点,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成因,进而提出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思考.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群体性的总体数量在减少,但表现方式日趋激烈,干群矛盾逐渐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各种利益矛盾、利益诉求渠道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群体性事件,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等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政府社会责任演进、可持续发展与完善政府会计职能

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复杂性促使政府机构与部门在践行政府社会责任时不应再止步于被动的履行,而需要随着政府社会责任演进主动嵌入相关积极功能。与此相对应,要坚持和改造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传统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与创新政府部门履行社会责任形成性职能,使得政府部门与机构承担政府社会责任趋于理性与主动。由此必将提升政府部门与机构治理多元社会能力,增强政府行政公信力,改善现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现状。而完善与创新政府会计职能必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     

论媒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日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媒体作为人们了解信息的通道、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媒体应积极发挥作用促成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     

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的原因与化解

2008年,在中国发生了多起群体性冲突事件,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说明干群矛盾日益显化.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干群利益矛盾激化.因此,只有消除合法性障碍,才能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杜绝无直接利益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当下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对抗的趋强性、组织的策划性、矛盾的复杂性等表征。转型期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群众根本利益受损、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要防控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宣泄减压机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控和预警机制、构建完善的矛盾调处机制和失责必究机制、培育规范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缓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