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连片特困地区跨界治理多维机制研究

新时期连片特困地区将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随之而来的区域性公共议题也会不断涌现。以"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个案,全面呈现了跨界治理的演进历程,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三个维度对"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多维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解构,为推动这一治理模式在连片特困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路径。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破解跨界水污染之困--以“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例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爆发,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处理跨界水污染危机事件中,缺乏跨界水污染源头治理和“下游主导”的科学管理理念,缺乏有效的跨界水污染协商机制,协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借助相关核心概念和协同治理理论的内容,在充分分析该事件暴露出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探究出破解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可行性方案,即建立源头治理的危机预警机制,建立跨界水污染治理协作机制及相关保障措施。     

论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机制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基于属地原则的传统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需求.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流域跨界水污染存在的问题及困境,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必须从制度环境、组织安排和合作规则等方面全方位着手,才能促使地方政府合作更为高效和有序.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美加五大湖地区水质管理体制:经验与启示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必然伴随着水资源的巨大消耗和跨界水质污染.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构建跨部门和跨行政区的跨界水质治理体系,是当前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在比较和借鉴美国和加拿大五大湖水质跨界治理的历史过程与相关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解决我国跨界污染问题的基本治理措施.     

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之合作监督机制构建

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是跨界治理的一个理论创新.区域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需要区域地方政府的合作监督.区域政府合作监督需要在合作规则制定、合作监督主体和形式以及违约处罚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基于国外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模式的比较

国外城市公共设施的管理主要有服务型政府模式、共同参与模式、企业化模式和福利模式4种典型。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成熟经验和先进的做法,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的目标模式是：建立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     

区划型行政壁垒:地方政府合作中亟待破除的空间障碍

区划型行政壁垒指的是在行政区之间出现的资源梗阻现象。在跨界公共问题治理方面,它阻碍了地方政府合作。由于制度供给与转型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区划型行政壁垒在时间与空间、全面与局部、制度与过程等关系中均以矛盾形式呈现出来。研究发现,其产生和强化的原因有:政府固守管辖权益、区划调整的政治偏好和市场公众的庇护行为等。为了破除区划型行政壁垒,增进地方政府合作,应从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性、发挥广域型市制模式积极作用、建立跨行政区联合组织等方面着手。同时,还应在公共资金、管理技术以及市场社会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     

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基于张康之教授社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

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此启发下,笔者认为第一,相对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概念,"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有着更深内涵的概念,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级关系;第二,在人类历史进入"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时代,"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组织的主导价值是一个深刻的变化.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并联系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历程,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历史变化并作出清晰的表达,是对"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治理理念的论证与诠释.     

论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

从行政委托的目的和条件来看,行政机关、公私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委托主体。基于此种认识以及行政委托与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在内容、依据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耦合,有必要推进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在引入的过程中,应当关注行政委托适用范围的扩展、行政委托适用条件的设定、行政委托内部责任的承担三个问题。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中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是实行中央集权或是地方分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治理过程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即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一项全国性公共事务,只有当其与国家治理上的"治民"工作能分离开,中央政府才会实行集中管理,所谓垂直管理;反之,如果存在着某些治理环节与国家治理上的"治民"工作不能分离开,那么,中央政府将把这一部分治理环节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而在其余治理环节上实行集中管理,形成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第二,一项地方性公共事务,只有当其与国家治理上的"治官"工作可分离开,才会由地方政府完全负责,所谓属地管理;反之,如果存在着某些治理环节与国家治理上的"治官"工作不可分离开,那么,中央政府将对这一部分治理环节实行直接控制,而其余治理环节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形成中央直接控制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这些特征源于公共事务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冲突,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此种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