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对中国当前立法的启示

中华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对中国当前立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民国立法者对于法律移植的态度,对于司法实践与立法内容的结合,法律移植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立法经验对现行婚姻法的完善均有着重要意义.     

论我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促进法律变化、完善立法以及社会变革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可以提高立法的效率,节约立法的成本。本文对法律移植的对象、方式、学界关于法律移植可行性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阐述,对法律移植中的本土化问题重新进行了解读,提出外来法律与本土文化应当双向适应的观点,还就我国法律移植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完善的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清末修律以来的中国法律和法学的百年发展,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消化外国法律和外国法治经验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移植外国法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律移植的可实现性、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以及法律全球化理论等主题方向。原本来自外域的法律已然成为现代中国法不可分离的主体部分,这体现在法律观念、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术语、法律规则、法律教育、法律职业、立法和司法制度等广阔领域。通过梳理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与学术脉络,可以总结出若干重要的研究结论与学术共识,一国法律的现代化既应立足于本国的法治实践和本土资源,又吸收其他国家法律与文化的有益成分,如此兼容并蓄,才能实现法律文明和人类事业的总体发展。     

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 ,为“救国图存” ,振兴和发展近代工商业 ,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模式 ,制定颁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律 ,在中国近代立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缺陷。清末经济立法中移植西方经济法制的经验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法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治、法治与合法性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 ,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 ,并以合法性的经验与规范的二元论为基础 ,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明晰了这种智识分野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关于接受国本土文化对被移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学界鲜有关注。从现有理论推演出的"与世隔绝的法律精英"假设和"文化决定"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法官在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情况。根据中国法院的实践,可以对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一个法律规则被移植到另一国之后,接受国的法官能够了解该规则的含义,但当该规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文化会成为补充考虑因素,影响法官对法律责任大小的判定,一般不影响归责。     

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

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西方文化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变化,但近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注意到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融合。其中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进入近代文学,得到了"民本"思想与族群意识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在保持其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体现了相当大的民族特征。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传统资源与移植资源的对话——以近代民事立法为视角

近代中国的演变,从政治制度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到法律制度的变革,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列强入侵,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中国社会被推上近代化的轨道.就法律变革而言,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制定各项法典的政治动因,民法典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由于民法与一国之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的碰撞、冲突也最为显著.清末、民国政府在民事立法过程中对待两种资源的不同态度,使两个时期的民事立法也存在本质的区别.     

制度移植与本土适应--社区矫正本土化面临的困境

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施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绩,适应了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监禁人道化的国际趋势。但是,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移植的制度,社区矫正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与中国本土资源适应与冲突的问题。以社会环境为切入点,从社区环境、民间组织、人文环境和体制设置等方面对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在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构建本土化的社区矫正制度,既要顺应国际趋势,还必须考虑中国的本土语境,不能矫枉过正,一味强调其教育、帮扶的一面,而忽视了惩罚的本质。制度移植与本土适应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一对概念,相反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不能简单地反对制度移植,而是要对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冲突、困境有充分的应对和变通措施,从而完成被移植制度的本土适应过程,实现被移植制度与现有环境的耦合。     

清末礼法之争背后的法律思想价值

礼法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必然反映,对其的评价不应脱离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本文首先从沈家本重视中国传统、学习引进西法、谋求中西法的融合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其次,分析了礼教派法律思想的合理性,冲突论争只是体现了中国法律思想家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以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心路历程。     

中国与西方法治本土资源的比较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法治文化中具体的法学流派、思想制度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较多,而对孕育这些先进法律思想、制度的"本土资源"却少有涉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一个讲求等级和身份"伦理型"社会,而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型"社会,文中尝试比较中西方文明从诞生起在经济基础、人文精神、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的诸多差异,以让读者更清楚认识到在构建社会秩序的方向上——法治本土资源究竟产生了怎样根本性的影响,希望在当今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追求如何有效进行法律移植的学术氛围中,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更深层次的法治人文精神层面改造的重要性。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困难探析

移植于西方的中国立法听证制度以公开、透明、广泛等特色促进立法民主和立法科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尝试,它的制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实际收效很多时候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中国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立法听证成本高昂、立法体制的制度缺陷以及立法主体认识上的误区都阻碍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实现.     

制度移植与本土资源: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逻辑

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制度移植是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需要制度移植,但其最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于本土的制度资源,包括正式制度资源和非正式制度资源。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外来制度和本土制度的碰撞、交流、激荡和融合中实现制度创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法律移植:法律文化重构的重要形式向度

法律引进和移植是法律文化全球性重构的重要形式向度,近年来在成文法典、法律规范、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等方面,都已实施了法律引进和移植。这个文化实践过程包括了引进、输入、接受、选择、融合等形态,揭示了法律文化重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动态性既体现在它的发生、发展直至最终实现当中,又体现在引进和移植先进的外来的法律文化和输出优秀的本土的法律文明的互动过程中。     

回归经典个别阅读——《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总序

中国学术界当下盛行着一种"知识消费主义"的取向,许多学者在不反思不批判的前提下大量移植西方理论资源的做法很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倡导和弘扬一种回归经典、个别阅读的研究方式.而<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这套学术辑刊的出版正是为这一理念而进行的探索性和试验性的学术实践.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农村纠纷解决途径与机制——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法治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纠纷有法律及非法律的解决途径.本文着重阐述在法律与非法律解决方式之间的吸收、转化及异同,关注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传统文化与法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引发对解决农村法治问题的思考.     

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径——民族精神的法律本体论

我国大量借鉴和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国法律体系。但中国法治远未实现,其原因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严重抑制了法治文化之形成。为此,本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借鉴萨维尼的法律本体论——民族精神,提出改革中国宗法制的法律本体,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是实现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