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合理的高管薪酬对于激励和保留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关系到社会公平。对企业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根据高管薪酬的变动性,将高管薪酬结构形态划分为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组织层面因素和个体层面因素对企业高管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影响作用,研究了各因素对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影响程度的差异。     

高管薪酬公平性测度的跨层次模型

高管薪酬分配制度作为按劳分配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其公平性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既往文献的研究成果,在对比分析薪酬公平不同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对薪酬公平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改进,构建了高管薪酬公平性测度的跨层次模型,以期为高管薪酬公平性的量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内生性视角下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目前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面,较少考虑高管权力因素,也基本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片面强调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而忽略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反作用。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上市公司高管权力、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绩效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高管薪酬也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正向循环关系;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影响。     

剩余薪酬、投资者偏好与公司风险承担

高管薪酬激励并不一定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严重的短视行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高管薪酬实施管制,以期将高管薪酬与公司长期绩效进行捆绑,但是影响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压力进而产生的高管短视行为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动机,即选取中国上市公司样本从薪酬的角度探讨以剩余薪酬衡量的高管短视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剩余薪酬能够显著增加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并且基于政府的保护,国有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变动程度显著大于民营企业。     

收入分配改革与高管薪酬税收调节机制探析

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我国"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重要使命,高管薪酬日益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子。市场机制愈发达,高管等高收入群体收入税收调节机制也愈完善,调节手段也愈丰富多样。我国高管薪酬税收调节则严重滞后于激励机制,难以优化税收结构,释放应有的"控高"和"提低"效应。要尽快树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税收调节理念,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股权激励的税收机制,健全税收征管体系。     

国"控"企业高管薪酬合理化分析——基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

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的发放难以按照市场机制决策,往往存在高管薪酬非正常偏高、激励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核发国家或各级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高管薪酬时,应该依据高管劳动的市场价值属性,为高管基本薪酬选择适当的比较基准,并在基本薪酬的基础之上核算高管的绩效薪酬,以避免薪酬的非正常偏高.同时,要通过大力推行长期激励薪酬、量化企业薪酬激励意愿,以降低高管薪酬中非自身因素所得的成分,强化高管与企业风险共担的经济联系,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对增加高管薪酬的事项进行谨慎性数量分析、制订措施吸引公众及投资者关切,也可以促使高管薪酬合理化.     

大股东利益侵占与高管薪酬安排——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沪深股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集中研究了大股东利益侵占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分析认为大股东利益侵占会降低公司业绩反映高管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含量,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励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建立起了与业绩相联系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但激励强度仍然很弱,而大股东利益侵占则进一步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进一步,低强度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减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安排,提高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需要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进行监管。     

融媒体时代下薪酬公平感对双元媒体人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在薪酬公平感对双元媒体人的影响基础上研究了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对重庆市主流媒体行业496名专业媒体人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自我效能感和媒体人探索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影响,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对媒体人利用创新能力和媒体人联合双元均具有显著正影响,互动公平对媒体人平衡双元具有显著正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媒体人利用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能力和联合双元均具有显著正影响;自我效能感分别在分配公平、互动公平和媒体人利用创新与联合双元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和媒体人探索创新能力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主流媒体应加强薪酬管理,重视薪酬公平性,从而提升媒体人薪酬公平感,激发媒体人自我效能感,促进媒体人双元创新能力,进而推动主流媒体的融合纵深转型.     

高管薪酬、机构投资者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以2005—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以及在机构持股比例不同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企业发布业绩预告的精确度越低;相比低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而言,高机构持股比例的公司高管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负向影响更小。研究表明,高管存在薪酬操纵动机,并不符合最优有效契约理论的观点,反而提高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薪酬委员会与高管薪酬——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薪酬委员会在决定高管薪酬水平、薪酬构成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探讨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也成为近年来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方向.文章利用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了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的设立降低了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在抑制高管薪酬膨胀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高管持股以及薪酬敏感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及发展独立董事专业市场是提升薪酬委员会效率的重要途径.     

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江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西省上市公司2005-2011年年度报表披露数据为基础,运用SPSS和AMOS软件,采用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对公司的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两职兼任、净资产收益率、企业资产规模、上年度高管薪酬、上市年限和高管平均年龄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高管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国有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     

企业国际化、国内产业增长和高管薪酬——基于2006—201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采用2006—2010五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国际化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会正向影响高管的薪酬水平,即国际化程度越高则高管的薪酬绝对值越高;同时,国内产业的增长会负向调节这种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高管薪酬逐步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高管薪酬的高低能够和企业自身的复杂性、所处的外部产业情况相联系起来,很好折射出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力资本的需求。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高级经理人进一步市场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企业薪酬分配公正体系初探

企业薪酬分配是否公正直接影响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从企业薪酬管理流程看,要实现企业薪酬分配公正,既要通过公正的制度设计提供企业薪酬分配的起点公正,又要通过组织公正来保证企业薪酬分配的程序公正,还要通过有效的结果均衡管理来实现企业薪酬分配的结果公平.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构成了企业薪酬分配公正体系,三者功能各异,缺一不可.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高管薪酬

近年来,党和国家为国有经济提出了"分类改革"的重大战略。那么,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体制设计?为此,本文利用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国有企业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及政治任务表现对其高管薪酬的影响;并按照国有企业的不同任务目标,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类(商业类)和非竞争类(公益类),进行分类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和社会任务表现均有利于提升高管薪酬,而政治任务表现与高管薪酬无关;分类考核后,竞争性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而社会任务表现与高管薪酬无关;非竞争性的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经济任务表现和社会任务表现均有助于提升高管薪酬。因此,国有企业分类考核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效果优于非竞争性国有企业。本文既为国有企业分类考核的有效性,亦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考核体系的设计,提供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学术指导与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5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新的《企业财务报告披露准则》为界点,对这一强制性法规颁布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得到强制披露后,代表公司绩效的指标与高管的薪酬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且与2005年前比较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说明颁布有关薪酬的准则、法规条文能够改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度,从而改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论为我国颁布有关高管薪酬法规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了经验支持。     

银行监管、薪酬激励和风险承担——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之后,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银行面临内外部监管对高管风险控制激励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银行内部监管中的股东监管可以对高管薪酬进行控制,外部董事对高管薪酬及其风险敏感性并没有起到"监管作用"。(2)银行外部监管机制的加强弱化了高管风险控制激励。     

国企高管薪酬的法律规制——从《企业国有资产法》谈起

近阶段世界范围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的国企高管薪酬讨论,而现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并未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回应。当前的国企高管薪酬问题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低、内容不一,有必要从《企业国有资产法》的修订入手,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程序,确立薪酬的公开制度,以此推进国企高管薪酬规范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