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的童年书写及其意义

张爱玲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书写童年反思生命和时代文化最为典型的例证。新文化伦理变革过程对"进步"追求的偏执,传统家庭的坍塌和现代女性运动对儿童权利的漠视,是造成张爱玲童年创伤并影响其一生创作的根本原因。细读张爱玲的童年书写,能让我们深入认知中国现代家庭观念变革中的个人记忆、情感结构和文化形态,在历史视阈中反思现代童年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形态与内涵、进步与局限。研究张爱玲的童年书写,提醒我们需妥善处理女性个人发展权与母权的平衡,构建既体现女性个性又尊重母性的现代儿童/女性文化。     

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焦母与曹七巧合论

作为现代文学中的两个寡母形象典型,焦母与曹七巧的心理特征显示出传统母性错位与异化的另类 体验,其所折射的文化内涵从女性意识角度表达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作家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与超越。     

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论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生活着这样一群女性。她们生活在大都市,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些见识与智慧,不少人还有独立的职业,因此,被称为“新女性”。但她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追求物质享受,成为“女结婚员”依旧是她们追求的目标。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或死或伤,或沦为情妇,或变成高级妓女,或成为“活寡妇”,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桎梏,从而陷入生命的荒原。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论元杂剧母亲形象塑造的得与失

元代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元杂剧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了这一时代文学的标志。从题材到人物形象的塑造,元杂剧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争妍斗艳的繁荣局面,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系列熠熠生辉的经典艺术形象。其间,尤为令人激赏难忘的莫过于那些敢爱敢恨、至情至性的青年男女形象了,如张生、崔莺莺者。相较于那些追求爱情的青年女子形象,元杂剧中的母亲形象则显得颇为逊色。     

家中男性:批判与消解——巴金张爱玲家族小说中男性形象比较

巴金张爱玲在分别解构家的内核时,其视点各有不同。在对旧式家中男性形象的书写中,巴金关注常态格局,着眼于对家中男权专制的批判;张爱玲则侧重异态格局,致力于描写家中男性的扭曲和残缺来进行解构。     

张爱玲的战争创伤体验与文学书写——从《烬余录》谈起

张爱玲亲历的香港战争对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她在散文《烬余录》中回顾往事时,却仅忆起一些不相干的事。此一矛盾现象,根据创伤理论,张爱玲在战争中的冷漠表现,是创伤规避心理所致。但规避不等于复原,创伤的"延迟性"与"反复性"注定了战后的张爱玲不断受其侵袭。为了摆脱创伤梦魇,她利用文学书写反复再现原初创伤情景,把战争创伤体验宣泄到作品中去,以此来疏导压抑情绪,以期达到克服创伤的最终目的。但遗憾的是张爱玲耽溺于"古老的记忆"和世俗,止步于虚无,最终难以完全克服创伤而获得生命的升华。     

论曹禺笔下多元化的母亲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在曹禺早期经典作品中,十多个性格各异的母亲形象集体亮相,不仅有伟大慈爱的圣母,也有封建专制的恶母,亦有充满个性张力的野玫瑰.曹禺正是在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将自身人生经历与封建礼教对女性身心扭曲的细致刻画相结合,将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与对女性现实困境的细致体察相结合,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形象生动且内蕴丰富的女性人物谱系图,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禁欲主义经由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双重阐释积淀为一种色戒意识并渗透于传统文学叙事中。这种古老的禁欲主义的幽灵虽经五四现代启蒙思想的强光照射,却并未消失,而是依旧隐现于新文学的创作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这种传统的色与戒的两难更变相为情爱与革命的冲突并一直影响到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张爱玲的《色.戒》是一个异数,她是以一种逆向书写为以往父系意识形态下的色戒重新释义。这种阴性叙事解构了宏大的革命乌托邦和英雄话语,显示出了别样的审美意蕴。     

论芥川龙之介的母性认识和母亲形象塑造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母性认识和母亲形象塑造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初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和母爱讳莫如深,中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和母爱渴慕向往,后期创作阶段对母亲及母爱极尽讴歌与赞美之能事。从不同的创作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由此使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艳异风景中的奇情——论张爱玲小说的民间信仰书写

文学写作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与和平、压迫与翻身等社会形势的刺激下,现代作家于暴露与歌颂的政治寓言的两极想象之余,转向了对战争和人性的深层反思.这一时期的张爱玲以荒诞诡异的文学去言说人生哲理的现代况味,以幻影无形的现代性眼光去窥探人类自身的奥秘,尤其是人性的缺憾和阴暗,谱写着迥异于沈从文乡野想象的都市传奇.     

华美乐章的背后——从母亲形象的塑造看赵树理的创作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审美倾向突出的是政治倾向,作为这一时期文学旗帜的赵树理对不同母亲形象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都呈现出鲜明的适应当时环境需要以及男权中心意识的痕迹,它直接带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被误读和遮蔽。     

论《杂志》对张爱玲“经典化”的意义

张爱玲与《杂志》之间的亲密合作是上海沦陷时期其他文学期刊无法企及的。相对于《万象》有意规训张爱玲创作之路而言,《杂志》则是精心呵护与培育作为新星的张爱玲,这在一定意义上给了张爱玲更大的文学空间。《杂志》的“热捧”与顺畅的传播渠道是张爱玲“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作家与期刊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地步。     

李绿园《歧路灯》的文化担当精神谫论——从王氏的母亲形象谈起

清代中原作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从创作思想、创作选题、人物形象诸多方面都表明了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小说高扬"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小说关于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的创作选题显示了作者对社会未来的忧思;而小说中王氏的母亲形象所彰显的文化内涵,既是作者文化担当精神的人格折射,也是解读中原文化精神的锁钥。     

批判男性世界的女性书写——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说是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她通过塑造肢体残废和精神疾患两种类型的男性以及焦虑压抑、缄默无助的女性来达到批判男性世界的文学目的     

国内外旅游形象研究综述——基于“形象遮蔽”与“形象叠加”角度

对旅游地旅游形象的策划为当地自然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旅游吸引物的整合和优化提供了平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注意到旅游地之间的“形象遮蔽”与“形象叠加”现象,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尝试构建或更新能够提高旅游目的地区域竞争力的旅游形象.文章站在旅游地形象视角,对国内外“形象遮蔽”(Image Defilade)和“形象叠加”(Im-age Superposition)理论的应用及相关理论的拓展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为我国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策划提供理论指导,特别是为目前正处于“形象遮蔽”状态下亚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突破提供借鉴思路.     

“中国”人生中的荒诞意识——也谈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人性与道德的双重困境——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母亲形象叙事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抛弃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叙事视角,从人性和人的价值高度把一度为传统文化所遗弃和否定的女性/母亲形象推出历史地表。在池莉等人笔下,女性/母亲们为了母爱而在传统的重压与生活的苦难中挣扎,她们的形象不再是完美的,甚或是粗俗和丑陋的。女性写作就是为了叙述或呈现形成粗俗而丑陋的女性/母亲形象的历史和文化成因,以及被种种历史和文化所遮蔽或无视的女性为生存而挣扎的历史,并由此而呈现出女性/母亲形象的现实担当及其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