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生派”

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和流派问题,不能不探讨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人生派”。“人生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出现最早,队伍最广,而且成就和贡献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派,也是并不过分的。所谓“人生派”,似乎可以有狭义和广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宗教气”的批判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缺少对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很多.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以魏晋南北朝佛教为中心

佛教和中国隐逸文化都有强烈的出世性,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便与传统隐逸文化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兴盛的佛教对传统隐逸文化带来的改变最为显著。在隐逸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佛化隐逸组织,山林佛教就诞生于此。中国的隐逸文化也是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才走向成熟。隐逸思想与功名划清界线,间接导致出家僧尼数量的增加,佛教的兴盛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试论中国隐逸传统对现代休闲文化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隐逸传统中所形成的某种精神追求,如高洁的人格、高雅的文化和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人在隐逸生活中所追求的闲适与现代人的休闲有根本不同,但是它那注重精神自由、注重文化素养、注重人格境界的意蕴却能够给现代休闲文化许多启示.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

中国现代的文化思想,是留日学子与留欧美学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两拨人马,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中国学子到了日本之后,政治上趋于激进,情感生活上趋于放纵。在留日文学中,政治上的激进与艺术上的唯美,往往密切结合在一起,在革命的强烈冲动之下,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颓废与伤感。而到了欧美后则相反,政治上趋于保守,情感生活上趋于禁欲。在以文学启蒙的努力上,留欧美文学并不在留日文学之下,写作上的理念化倾向,也甚于留日文学。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后者更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从艺术的角度看,前者更符合人性解放的需要。     

杂文家的窘迫和失重——重评“现代评论”派

本文认为，作为杂文作者的现代评论派在五四后曾为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又表现出矛盾惶惑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女师大学潮中带着一种私淑的情感和政治偏见攻击学生运动，贬损鲁迅。但他们与章士钊、杨荫榆等纠结在一起所形成的“权势”，又为鲁迅及语丝派的杂文创作创造了一种“反作用”力，使杂文在对抗中获得了繁荣，尤其带来了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与超越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探询"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论周作人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

周作人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探究"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这一基本价值指向,虽然和左翼作家的自由追求大不相同,但潜在地符合了新文化传统逐渐彰显的"本土化"趋势,和胡适等人的自由诉求隐相呼应。这些积极因素与其政治短视并存,反映出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在应对现实生存时的某种困境。仔细考察这些内容,对于重审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应对关系,不无裨益。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学衡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

本文对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大背景之下的学衡派学术立场和学术动向进行了总体考察 ,指出学衡派一方面仍坚持传统学术学以载道的主旨 ,但他们学术实践显然不囿于此 ,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坚持客观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研究范式上 ,也接受了分科研究等现代学术的研究模式 ;同时 ,他们努力传播西学 ,是一些现代学术学科的奠基人。这一切都表明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重要的一支力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贡献     

论“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

"现代评论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文化派别,它的产生是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激进思潮的一种制衡力量。"现代评论派"对中国思想文化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时代主流倾听,但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种理性、务实、宽容的精神来解决所谓"中国问题"。这是"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留给后人的启示。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

当戴望舒从新月诗风中回到自由体时,与其说他是将一定的格律因素揉合到自由体中,不如说他是将散文因素融入了韵律之中。后一说法才能揭示出现代诗派从格律派中蜕变出来的情状,并且也才能说明它所体现的新诗史前进的实质之所在。新诗研究界所盛行的将《雨巷》与《我的记忆》按追求音乐性与反对音乐性的区分而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代派在其兴起中与当时诸诗派有着清楚的蜕变、讨伐、别异的关系。《望舒诗论》便是这一派诗人寻求自立的理论表现。如果说《望舒诗论》是这一诗派诗论的第一阶段,那末施蛰存、金克木诸人之论便代表了它的第二阶段。在对于诗的认识上,在诗的表现艺术上,施、金之论,确实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深刻的影响。不过,中国现代派强烈的散文化倾向,并不与西方现代派相符。在西方现代派所优厚的声音与意象两项中,中国现代派取了意象,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舍去了声音,至少是在格律的意义上舍去了诗的音乐性。在意象上,则又主要是取了一些表现技法,而取不来其宗教感与对于世界的一种博大而苍凉的荒原感,也缺乏对于现代都市病态的深刻揭示。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