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

“士”具有二重性,即依附性和自由性;隐士典型地体现着自由性,其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为“隐逸”;“隐逸”有“隐”与“逸”两个不同的方面,逐渐产生了道家隐逸哲学,并形成了道家隐逸哲学不同的派别。     

唐代文士隐逸生活述略

唐代许多文士有过隐逸的生活,而隐逸生活的动机目的多有不同,所以他们的隐逸方式与具体的隐逸生活内容也就显得多种多样.既有终身隐居的,也不乏亦官亦隐或一段时期隐居的.他们中有的修身养性、苦研道经、采药炼丹,有的游山玩水、躬耕玩赏于田园别业,又有读书习业以待时而出者,也不乏教授生徒、著述传经以为隐逸生活者,可谓多姿多彩,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试论隐逸文化成熟的显性标志及其他

在极度重“史”的文化传统中 ,隐逸文化最后成熟的显性标志乃在于 ,隐逸作为一个阶层被纳入到了这一传统当中。从正史、私史两方面进行考察 :二者互为补充地体现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到下的整个社会对隐逸阶层的全面肯定 ,而显示出隐逸文化的最终成熟来。其成熟还表现在对“隐逸”研究的日益深入细致方面。     

晋宋江州移民与隐逸诗派

晋宋时期,江州的经济文化相对于荆楚和吴越地区,发展明显滞后,移居这里的士人多为出身次等士族或庶族的中下层文士。由于移民的参与和引领,江州的文化生态是儒学、佛教和隐逸三派并存。他们疏离于上层社会,耿介孤傲,归隐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形成江州地区的隐逸诗派,而南阳籍隐士群体对江州隐逸文化的形成影响尤为深远。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与陶渊明分别为美、中两国文学史中以"隐逸"著称的创作者和思想家,他们都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个人对于人生和时事的人文关怀.文章试从两者对"朴"的诉求的一致性分析入手,结合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比较论述他们"隐逸"情怀的异同,探寻中美异质文化思想会通中所具有的精神启示.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论元末明初隐逸词的时代特征

“隐逸”是元末明初文人词的重要题材,战火不断、政权迭更的历史发展现状,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词具有了自身的时代特征。隐逸文学中追求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理想主义主题至此被韬光养晦、保全性命的现实主题所代替。     

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

隐逸作为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现象对古代文人在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根源则在于儒道两家对隐逸观念的建构,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根本,主张隐逸是隐以待命,是复出前的准备;道家以“无为”为宗旨,重视生命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基于这种隐逸观念,儒道分别对隐士形象作了不同的处理。     

“四皓”: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符号

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略论古代隐逸诗人的嬗变

古代隐逸诗人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身隐”到“心隐”的嬗变过程,隐逸也由一种生活方式嬗变为一种平夷淡泊、性情冲和的人生修养,这种嬗变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影响重大。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王维诗歌看盛唐的隐逸文化

通过王维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空间,可以归纳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隐逸文化,透析出盛唐文人在大唐盛世背景下走向隐逸的深层原因,即有唐代统治者对文人士族话语权的限制,“终南捷径”和庄园别业的兴起。     

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

作为著名而又有着悲剧性命运的诗人,谢朓在诗中表达了相当强烈的隐逸愿望,并在出使宣城时,用诗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隐于郡斋的吏隐形象。他的隐逸希企及其隐逸诗作,既有他个人的成因与特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逸文化的重要特点,并为后世的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确立了一种重要的诗体范式。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