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儒家神学与皇权的离合关系

本文对两汉儒学神话的不同性质进行了评判：西汉之儒者与神话整体上呈现出跟皇权对抗的态势，儒生的革命是西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东汉王朝则真正把儒学建立为国家宗教，故儒学神话跟皇权文化合作亲密。两汉的儒家神学与皇权的关系表现为由对抗走向归依。两汉谶纬的性质也因之不同     

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

两汉文化形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新道学与新儒学机制的先后重建,最终定格于新儒学,改变了秦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和秦以前个体自由的多元文化形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学的冲突,本质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前者的政治性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而其融合取决于文人习惯角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化,使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在这一背景之下,两汉的历史、政论和学术散文的风格都发生着变化,或从自由灵动归于古雅骈偶,或从华美归于质朴等,共同构成两汉散文的景观。     

汉赋的产生溯源

两汉时期,汉赋以其独特的文学样式,旷代空前。作为一种文体的形成,汉赋必定有它的文学艺术渊源,而代表一代文学之盛,汉赋又必定有它之所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汉赋主要是在《诗经》、《楚辞》和战国散文的启导和引发下,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汉赋与文学自觉

汉赋不仅是文学自觉的前奏,也是文学自觉的标志。汉代赋家队伍的形成与汉赋创作的繁荣是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汉赋批评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汉赋体裁的确立和文学观念的明晰则是文学自觉的又一重要标志。     

论两汉赋家的入仕

两汉赋家多入朝为官,其入仕途径以察举、辟除、征召等方式为主,入仕初期多任郎官.不少汉赋家跻身汉代高级官吏行列,然文学特长并非其主要凭借,这与汉代选官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关.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在汉代不同时期有所变化,由汉赋家的入仕可见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迁,亦可见中央皇权的盛衰变迁.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两汉时期的荆州刺史为何不治江陵

两汉之际荆州的治所所在地,先治汉寿,后迁襄阳。而作为南方重镇的江陵却未理所当然地成为治所所在。这其中有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而现实的原因。第一,从政治地理上来看,除荆州外十一州之治所都在长江以北,因此荆州治所落户长江以南,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示。从地缘政治看,江陵、长沙这两个侯国存在着的政治影响,汉庭不可能让它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第二,从江陵的城池史来看,由于江陵被灭楚之战破坏得相当厉害,失去了故郢昔日的光彩。第三,从军事上来看,西汉荆州南方战事频繁,所以治汉寿;东汉后期北方势危,治所北移襄阳,与现实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     

两汉抒情赋论

两汉抒情赋与讽颂赋并羁而行,也是汉赋的大宗、它受骚赋的影响,或以骚体抒发自我之情,或以骚体代屈原抒情。或弃骚体而用新的抒情体制。三种不同的形式在抒情上有真情和矫情之别,都以生不逢时为情感主旋律,怀有深切的人生感伤。它们注意表现赋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自我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以寄情于物,寄情于人及自然,使抒情赋也具有婉转的风格。东汉中叶,抒情赋风发生转谈,张衡以《归田赋》寓情于景和赵壹以《剌世疾邪赋》寓情于理,分别构成自然清新与自然沉郁两种趋向。使抒情赋走向新的时代。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论汉赋的史料价值

赋是汉代文坛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汉赋创作所经历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审视这一时期国势兴衰提供了新的角度;汉赋虽非汉代现实的确切记载,且存在铺陈过度、夸张失实的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汉赋展现出两汉宫殿建筑的风格与特点,反映出两汉音乐与舞蹈的某些情况;汉赋为考察两汉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析汉代学者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了某些材料.汉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马克思文论的文学基点

马克思文论的体系性问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文论的重要问题,随之而来的马克思文论的文学基点．问题就成为确认马克思文论体系的基点问题。当下仍被坚持的在体系性及方法论上用马克思学说体系推认马克思文论体系的简单化做法,导致马克思文论的文学基点的疏忽,更导致马克恩文论的误读,这尤其见于对马克思文论构成核心的现实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文论的文学基点在于与现实生活具有相似关系的文学作品中的关系具体,从创作与批评说,这是见于文学作品的关系具体表象。它．-j-~成为观念批判的对象,但它本身是非观念的。这使得对于真实性的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及对于典型的个别与一般等的阐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实际。马克思的批评的文论体系建构于对文学作品关系具体的批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是对文学作品中关系具体的基本分析方法,关系具体的真实性分析则既是批评的重点又体现为批评的具体运作。关系具体分析贯穿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选样及文学批评过程,批评中马克思对于关系具体的深入,则实现着他的渊博知识、批评个性及人生经验的综合。     

两汉情诗的文化品格

汉代的“夫为妻纲”，在家庭中确立了男子的主导地位，影响到两汉情诗的文化品格。两汉的情诗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对男性的爱，这种爱充满了巴望依附及唯恐失去依附的隐忧。由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感，故诗中经常表现出女性铭心刻骨的爱和由爱之不能而产生的恨。这两种情形；较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深爱与无奈。在情与理之间，男性常常站在理一边，或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引入家庭，或放弃爱情而去追求功名。女性则向礼仪屈服，她们的情感往往受到压抑而被礼制异化。这样两汉情诗中的男女之恋总让人感到有点隔膜。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视角论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虽表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但考其本意,依然不失“史”之用意,故其叙事思想多承继史传叙事思想。综观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就叙事视角而言,多因循史传“中立型”全知叙事视角,在貌似客观、中立的叙述中,却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主体性色彩。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先秦两汉辞赋的模拟现象分析

先秦两汉辞赋的模拟现象分析宗明华奇文郁起的楚辞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而洋洋大赋也有其璀璨的光彩。在欣赏这些优美的作品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其瑰丽华美的辞彩而忽略了与之相伴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即在先奏两汉辞赋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模拟现象。这种模拟不是一时，...     

试论两汉时期文学政教价值观的成熟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教价值观，在先秦儒家文论的基础上，到西汉前期已得到了理论上的定型。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经两汉时期的尊经崇古、依经立论上面，乃至造成了繁琐、庸俗的理论偏颇；到东汉前期，桓谭、王充等提出了注重的社会实际功用的主张，这一价值取向上的转向，是对文艺应有的实用价值的本质的回归。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     

契合·共振·贯通——宇文所安论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

宇文所安基于西方文论语境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论述了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表现为中西文论在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上的契合、共振与贯通。文道论与理念论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契合;神思论与艺术想象论、《文心雕龙》风格论与西方的风格论、内外论与西方的内容形式论体现了创作论上的共振;心物交融论与摹仿论、知音论与西方批评理论体现了批评论上的贯通。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文论,可以发掘中国传统话语,实现中西文论的交互对话。在中西文论的契合中,各民族文学显示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有利于揭示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推动民族文学走向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     

两汉关中大族面貌考察

文章采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考查了两汉关中大族的萌芽、发展、转变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及其对文学的贡献,认为两汉关中地区大族云集,它们萌芽于西汉初中期,发展兴盛于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期,子孙相继,累世公卿,对两汉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的主要特征一是大都有尚武的传统,二是尚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学习,表现出由纯官僚家庭向经学性家族转变的趋势,部分家族已初步士族化。同时,它们对两汉文学的发展也有突出的贡献。     

论两汉曹魏皇室文学赞助之模式与变革

文学赞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希腊,独裁统治者常邀请诗人到其宫廷中。到了罗马时代,首都的许多贵族也对文学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诗人常以首都为中心。古代中国也有养士之风,但这些门下客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而是偏向哲学或思想型的文人。秦代无文,汉初的文学之士则多聚在诸侯王的宫廷中,例如梁孝王刘武。到了汉武帝,中央宫廷才真正成为文学之士集中的中心。曹魏之际,诸多著名文人更接受曹氏父子的赞助。本文主要的目标是研究两汉与曹魏之间的文学赞助的模式与变革,同时也探讨这种文人与皇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如何对文学品味和文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