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成书时间研究综述

《穆天子传》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学术价值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人们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尚存在多种不同说法。以成书年代为例,总体说来大致有四种说法:西周说,春秋末战国初说,战国说,汉以后伪作说。但诸家之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先秦典籍成书年代的确认,应当从整体上把握,而不是纠缠于个别的字(词),应放在动态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而不是模糊年代的阐述,我们也更要注意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这样我们才可能比前人看得更深刻一些,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它的成书时间。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 ,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 ,《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 ,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 ,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 ,《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使得《穆传》研究日臻呈现多元化趋势     

《穆天子传》的域外研究及其与本土研究的相互影响

《穆天予传》的域外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自19世纪末到上个世纪前半期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域外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文化阐释的失效。二是文化阐释的失态。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本土学者对《穆天子传》的研究重点由种族民族、史地问题逐渐地转向了对于《穆天子传》文学文化价值的探讨,域外的《穆天子传》研究不仅与之相呼应,而且往往能够不断地切入新的视角,呈现出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喜局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穆天子传》作为虚构文学作品的性质似乎随着研究史的发展而越见重视;二是跨学科研究的新方法的引入。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时人对西周王年的研究和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为据,肯定了三千年前（即公元前994年）,周穆王为我国历史上开通西域的第一人。文中侧重论述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性质、历史文献价值,并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西行实录,应属于历史记实散文,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     

周穆王凿空西域三千年祭

本文以《穆天子传》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西周穆王在三千年前远征西域的史实,肯定了周穆王为开通西域的第一人及其历史功绩,从而否定了张骞凿空西域的传统说法。文中对《穆天子传》一书的出土与整理经过,成书年代与作者,内容与性质,以及文献价值等,都有详尽的论述。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巫王之玉——从《穆天子传》看西周玉文化的历史回归

对《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玉文化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也要考虑到昭王南征而不返等历史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穆王去昆仑观黄帝之宫,可以说是对早期巫玉文化的一种回归.从以神为本的尊神文化到以人为本的尊礼文化,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昭穆时期,是周代具有人文精神的礼乐文化的确立时期,也是新旧文化的交替期.在这种新旧并存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前期文化的发展和处于转型期的阶段特征.而这其中“礼玉文化”的最终确立是以对前期“巫玉文化”的全面总结为条件的.穆王的西行寻玉、寻求巫权的支持,乃是为了完成王权神圣化的目的而采取的变通之法.     

不拘一格可成译——《凯恩斯传》译后琐谈

文章通过《凯恩斯传》的翻译实践,结合翻译理论,就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技巧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全面把握原作不宜改,信、达、雅结合,求同存异几大原则,并且应当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玉石之寻——论《穆天子传》的历史文化意义

《穆天子传》与《山经》一样,揭示了我国悠久而灿烂的玉石文化传统。玉石作为神圣的物质成为穆王征巡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穆王之路也是玉石之路。穆王的出巡有两个方向,一是西行。周自认为是夏人的一支,寻玉昆仑,既是追溯夏、周的玉文化传统,也在寻宝的表层意义下,寄托了寻祖、寻根的心理诉求。一是东行。东方是商人的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而东王公形象的出现乃是夷夏文化融合的结果与反映。政治认同必须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意识形态的同化与政权的更替相比较而言是更为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西周玉文化作为权力话语的一种表述,有助于建构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神话地理的理性化——《穆天子传》周穆王西行之旅的历史脉络与相关问题

有关《穆天子传》西域地理的研究多基于实证主义的思路,考证周王的巡游路线和具体位置,忽略了《穆传》西域是取材于神话地理,以实证方法考证地名是方法论的误区,故应另辟蹊径,探讨《穆传》反映的历史地理脉络。《穆传》展现出“理性化”的创作思维,而这个“理性化”的创作手法使其文本融入创作当时的历史地理观念,包含领土观、中国观、世界观以及交通地理背景。分析《穆传》的历史地理观念足以为《穆传》的文体、数据、作者、读者以及叙事的戏剧性来源等,提出新的认识。     

《三国志集解·蜀书·诸葛亮传》勘误

作为《三国志》注解的集大成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国志集解》在卢弼注解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将学界对于《集解》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整理本《集解》在句读、专名号标注以及匡正原书错误方面仍有某些未尽之处。《诸葛亮传》是《蜀书》中陈寿着墨较多也至为关键的一篇,对《集解·诸葛亮传》的校勘整理就显得尤为紧要,现以整理本《集解》为底本,将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一些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资读者和整理者借鉴。     

山西在先秦中亚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以《穆天子传》记载的西行路线和考古学为视角

山西是我国最早最重要的黄河古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中原连接北方草原的要冲,是古代黄河流域与中亚交通的必经之地。我国古代曾把山西北部的雁门关称为"天下第一关"。先秦史籍《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行西域、甚至可能到中亚的路线。周穆王的西行与东归路线可以看出,山西是周穆王出、进中原的必经之路。在今山西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说明在这条中亚交通线上确实留下许多中西交流的文化遗存,也可以看出中亚白种人族群进入我国境内的遗迹。山西在先秦中亚交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曾运乾经学研究三书述评

曾运乾不仅以精通声韵名家,经学研究也有骄人成绩。在《尚书正读》、《毛诗说》、《春秋三传通论》等著述中,他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在解说经义、训释字词、点断句读、剖析文理、抉发经书意蕴、裁决经学争讼等方面屡有新获,能兼汉、宋之长,不拘今、古家法。曾运乾由小学入手治经,一改湖南经师不通小学的旧观,在湘学史上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集仙传》同名异书辨析?

《集仙传》是一本久佚之书,自唐以来一直真伪莫辨。究其原因,是由于此书存在同名异书现象。《集仙传》至少可见五种不同的版本,分别为唐前本、《太平广记》本、王太虚本、曾慥本和四库提要本。这几种各不相同的《集仙传》彼此之间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浅析《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西域史料价值

袁宏《后汉纪》保存许多东汉时期的原始资料,其《孝殇皇帝纪》中西域史料尚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孝殇皇帝纪》西域史料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可厘清范晔《后汉书·大秦传》史料之繁杂来源;其二,"本传曰"文句,可佐证《东观汉记》确曾为西域立传;其三,载录甘英出使大秦部分路线,为进一步考证甘英西使大秦完整线路提供重要依据。     

辩《四库全书总目·书传会衷》提要

曹学俭著《书传会衷》多采用前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以四岳为一人”和“以三江为松江、娄江、东江”的观点被四库馆臣认为是“舛误”。其实有关“四岳”“三江”之说,历代并无定论,《四库总目·书传会衷》提要的说法有失偏颇。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研究视野日渐开阔，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穆传》研究日臻呈现多元化趋势。     

辩《四库全书总目·书传会衷》提要

曹学佺著《书传会衷》多采用前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以四岳为一人和以三江为松江、娄江、东江的观点被四库馆臣认为是舛误。其实有关四岳三江之说,历代并无定论,《四库总目.书传会衷》提要的说法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