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词状语的语义指向

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A)在语义结构平面上可以分别与句中的主语、宾语、谓语动词、介词的宾语等发生联系。这种不同的语义联系,与A的语义内容有直接关系。据此,本文把A分为A_N和A_V两大类,并据A与被指成分间的选择限制关系,分出A的12种下位语义类型。A_N和A_V在语义类型上和被指成分在句法位置的分布上不交叉。在句法结构顺序上,两者有一定的定位性。A的语义指向受词语选择限制、词序和句型三种因素的制约。A的内部结构方式不同,其语义结构有一定的倾向性。     

对汉语“都”的语义考察

对汉语"都"的定义一直是语法学界关注的问题.在实际语言中,"都"有很多意义.在单句中可以击发先设,它的语义指向分别是前后的NP.此外,"都"作为加合算子具有三种形式:左加合、右加合、左右同时加合.区分先设"都"和加合"都"的方法有两种:根据句子重音的位置来判别和根据"都"前面或后面的NP的性质以及所指来判别.     

意境:艺术语言中的意象关系场

作者认为,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意境是艺术语言的文本形式。若干个有内在联系的意象组合,形成一定的意象关系场,即为意境。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组合通常呈现为平面组合关系和立体组合关系。在平面组合关系中,包括同一关系、对立关系、主从关系、递加关系;在立体组合关系中,包括串联关系、跳跃关系、相溶关系。     

语句内的语义关系和语法意义

＂语义平面＂主要指语句内大部分的语义关系。认为语义平面的语义是语法意义，无异于取消语义平面，因为语法意义正是语法的内涵。生成语法学也并不将语义看作语法中的现象。语法意义必凭语法形式表现出来，语义关系通常都没有赖以显示的语法形式；可知语义关系并非语法意义。语义关系倘被语法所概括，则成为语法意义。没有被语法所概括的语义关系，只是伴随着句法结构而存在于语句。所以语义关系和语法意义是不同质的，前者无后者的义类概括性和抽象性。语义关系有其由具体词语相搭配所构成的形式。在自由搭配时语义关系属言语现象，强制搭配时则属语言词汇现象。以语义关系取代语法关系的语义句法，至少不适用于语法手段相当丰富的汉语。     

刚体运动中瞬时轴位置的确定

在三年制专科教材《理论力学》中，对刚体平面运动的合成未作讲解，而瞬时轴也是一笔代过。本篇将通过刚体绕平行轴绕动的运动合成来确定瞬时轴的位置     

论对合法的劳动收入的保护及其他

劳动收入有“受动型”和“自营型”两类 ,它们分别处于劳动法律关系和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之中 ,判别劳动行为合法性有劳动主体资格和劳动行为方式及劳动行为后果的合法 ,合法行为所得的劳动收入方得到法律保护 ,而法律将对非法的劳动行为所取得的收入的非法程度予以不同的追究     

先秦情绪动词"惧"的几个语法问题

本文以先秦九部著作为语料,采取统计出现频率的办法,对情绪动词的用法作定量定性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情绪动词“惧”与一般动词构成连动式表示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动作;谓语“惧”既能带使动宾语又能带关系宾语;“主语 惧 使动宾语”与“主语 惧 关系宾语”语法结构平面相同,而语义结构平面相反。     

名词性成分在"V+趋+来"结构中的位置制约因素

本文运用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分析了名词性成分在"V+趋+来"结构中的位置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包括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     

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

符号在日常使用中只是思想意指对象的声音记号(音响形象).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这构成了“符号”的理论概念.在思想使用“语言”的“言语活动”中,符号是具有意指性的音响形象,其意义来自思想和事物,语言与思想和事物的三元关系是在自我意识平面上展开的.而在语言学的理论平面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不具有意指性,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联想”不是意识的能动联结,而是在社会—语言形式平面上实现的“差异性的相似性”.“符号”的理论概念作为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具有三个公共值的亚纯函数的特征函数

本文研究了具有三个公共植的两个亚纯函数的特松函数的关系，证明了如果两个具有穷下级的非常数亚纯函数有三个判别的CM公共值，则T（r，f）～T（r，g）（r→∞）。     

爱德华三世执政早期与意大利银行信贷关系刍议

外籍商人及外籍信贷者在英国的事业和历史很久之前就被人所知,但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未知的细节,特别是14世纪早期,爱德华三世和意大利巴尔迪和佩鲁齐公司的信贷关系。英国国王利用意大利银行家的借款,代为战争用款、王室"锦衣库"支出及外交使节的费用。巴尔迪和佩鲁齐通过贷款给国王,获得的较高的收益,包括昂贵的利息、国王给的特许政策和权力。但带给银行家众多利益的同时,英国国王无力偿还巨额贷款给意大利银行带来了生存危机。     

“中间形式”解读

资本关系是经过多种“中间形式”发展起来的。资本关系占统治地位之后,还会有诸多“中间形式”再生产出来。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新条件下产生的诸种“中间形式”。     

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是因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有一定的道德意义,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行为需要用道德要求加以规范,人与自然的联系存在着诸多道德问题。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双方的主体地位、作用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处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需要依据合理的尺度,其中包括自然的尺度、人的尺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尺度等,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     

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政府消费的物资,究竟哪些需要购买?应购买多少?这是制定政府购买预算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主要是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两者相比,供求形势居于主导性基础性地位,运输状况则起辅助性调节性作用。     

日本人的“中国观”

深入探讨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如何将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合理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多次变迁.纵观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以日本国内环境变化为基础,并结合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深入剖析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在新世纪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私营企业的性质、特点和劳动关系引起的思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的特点和劳动关系,认为现阶段私营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居于从属地位并受国家法律的制约和控制,但是仍然具有强烈的自私性。现阶段私营企业的职工既是雇佣劳动者,又是国家的主人。私营企业主与被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政治平等的新型雇佣关系,劳资两利。其次,对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问题,文章认为(一)必须坚持党的性质、纲领和共产党员的条件;(二)必须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三)要严格考验;(四)私营企业主入党审批时要避免干扰。最后,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权利和党的依靠方针上,文章提出在国家政权组织机构中应增加工商联人数和重视工商联团体的作用,并且必须要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     

“以德治国”研究述要

在详尽掌握二年来关于以德治国研究资料的基础上 ,本文对以德治国的战略定位、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以德治国战略的实施及意义做出了系统的述评 ,并对研究状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估     

人的价值:地位、本质、尺度与评价

人的价值是人类在实践中进行自我评价的尺度 ,它一方面要解决人类在整个宇宙中处于何等地位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解决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解决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层面上 ,人的价值又可以区分为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以石油问题为例的分析

非传统安全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现阶段讨论最多的就是石油(能源)问题。作为中美关系议程中的重要内容,石油(能源)问题展现出更多的政治意味,孕育着中美之间更多的摩擦和必要的合作。在石油(能源)博弈中,美国充当设题方,中国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石油(能源)问题折射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议题相互交织困扰着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传统安全范式下的政治考量和两国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差异,共同制约着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与对话。因此,非传统安全对中美关系的推进与改善作用是有限的,它的凸现预示着中美间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复杂性。     

Resources,homophily, and dependenc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and asymmetric ties in human service network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 on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interorganizational dyads. Exchange and homophily theories are discussed as two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processes that give rise to such effects. The data pertain to interagency ties in three community-based networks of youth service agencies and are analyzed via a new strategy of linear modeling dyadic rel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uggest that siz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and justice system connections condition the extent to which an agency initiates and receives ties of influenc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Moreover, these relations are more frequent between agencies with similar treatment ideologies and client racial makeup. Finally, size and justice system access are found to reduce agency dependence on a network's administrative core.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a number of related issues and finding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