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民俗学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与保护人 ,早年即进行了许多民俗调查研究、记述和翻译工作 ,多次留学欧洲时均以民俗学 (民族学 )为主要学习与研究的内容。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都大力提倡民俗研究 ,对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民俗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晚年更专注于民俗研究 ,“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     

从描述到解释:民俗研究的路径演进

民俗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民俗表面的描述上,研究者应该把视角深入现象内部,对文化解释中"意义"进行思考。民俗学正在经历一个由描述民俗学到解释(阐释)民俗学的学科转向。立足当下,从政治经济因素、民俗现象的场域、作为实践的民俗文化和社会与文化再生产几个方面,学者对民俗现象文化意义的解释已建构出较之前人更为精妙的方法。随着我国学科的不断发展,民俗学一定能够日趋成熟并焕发活力!     

关注社会现实:20世纪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民俗学是以研究民间风俗习惯为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民俗学研究对社会现实关注的范围和程度决定其学科前途和命运。民俗学在外国历史考古中创立,在现实需要中成为“显学”,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展。我国具有丰厚的民俗资源,社会环境优越,学术前景广阔。     

散发民俗风采的美文——读山曼散文

山曼是民俗学家,亦是散文家,他是在浓厚的散文底蕴的基础上研究民俗学的,同时,他在从事散文创作的过程中也注意发掘社会风情、节庆仪式、服饰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民俗资源,所以他的民俗学研究成果无不是散发着民俗风采的美文.     

区域民族描写民俗学优秀之作--读《中国南楚民俗学》

从民俗理论的实际提炼性与追求规范性、区域民族民俗描写研究之丰富性与精确性、田野考察之可学性与可操作性、民俗学研究之献身性与交心工程性四个方面来考察 ,王建章教授的《中国南楚民俗学》是区域民族描写民俗学的优秀著作。     

民俗学与中国戏曲研究

戏曲民俗研究或民俗戏曲研究作为跨学科的产物,是戏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就研究对象言,戏曲民俗研究既是从民俗文化角度深入研究戏曲艺术,又是从戏曲艺术角度深入考察民俗文化;从研究路向看,戏曲民俗研究既可是戏曲学者借助民俗角度研究戏曲,也可是民俗学者借助戏曲角度研究民俗,还可是戏曲和民俗双管齐下的整体性研究。不仅如此,今天我们提倡从民俗角度研究戏曲,对于拓展戏曲研究的学科视野,丰富戏曲研究的学术内涵,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本世纪30年代“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及其刊物《民俗》周刊和民俗系列丛书的相继面世,是中国民俗擘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该会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对外国民俗学派的系统介绍和“民俗学传习班”的开设,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不但拓宽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培养了专门人才,而且普及了本学科的知识,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为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民俗学文献资料。     

新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现代世界民俗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一国民俗学的时代。民俗学家们不再以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来作为自己与人类学家的区分标准。另外,民俗学家已经很难指望在什么偏僻角落发现不为外界所知的奇风异俗。在世界民俗学的学术视野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俗事象,实现对民俗创造者的代际理解、族际理解、国际理解乃至普世理解,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民俗学应该而且能够与世界民俗学有机结合。     

常人方法学与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民俗学研究范畴和范式转换谈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竟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常人方法学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20世纪初周氏兄弟文学观的民俗视角

周氏兄弟基于对民俗学学科理念整体把握与深刻认识 ,借助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 ,广泛吸收西方及现代民俗学的新理念 ,将民俗与文学有机结合 ,形成了从民俗学角度观照文学的独特视角 ,他们“改造国民性”文学的民俗人性观以及创作理论与实践 ,使其成为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的开拓者 ,是 2 0世纪初民俗学与新文学相结合运动的杰出代表。     

柳田国男民俗学与重出立证法

柳田国男（Yanagida Kunio）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试图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从“老碗”和“海碗”说起

方言是表现民俗文化特征的最重要手段。本文以＂老碗＂和＂海碗＂为例,说明民俗和方言有很密切的关系,民俗学和方言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民俗学与方言学来说,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研究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都十分强调田野的调查研究;民俗学和方言学的研究,都共同面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往往是十分的一致;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民俗学和方言学也有明显重叠的部分。     

试论古代史上的民俗研究

我国古民俗研究起源甚早,可追溯到西周初。而古民俗学研究之形成,应以两汉《淮南子.齐俗训》、《风俗道义》的出现为其标志。逮唐宋民俗研究风气大开,统治者视民俗研究为资政佐治之重要资源,更促进了民俗研究的发展。至于西方民俗理论传入而形成近代意义之民俗学,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浅谈民俗志调查问题格

"问题格"是西方人类学界发展起来的一种调查和记录各种文化事象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调查提纲。在国外民俗学者的调查研究中,问题格的设置一直是被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伴随着对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认识,内容也日趋充分完整。国内民俗学问题格研究主要参考国外问题格,并由此形成传统的分门别类的民俗志书写方式。当下随着对传统民俗志书写方式的反思,未来民俗志的书写需不需要分类,如何才能够将民俗很自然的书写下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考古发现与民俗学研究二三事

考古发现的新资料之于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已久为人们重视，对民俗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该文以梁祝故事、承负与重丧、乌鸦的传说为例证，论述和探讨考古发现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认为出土的明代梁祝故事的石刻可以弥补以往研究资料的不足，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重丧禁忌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文献中极为丰富的乌鸦故事及其嬗变则可以与考古发现的相关材料互为补充。还指出利用考古材料研究古代民俗，可以说有许多工作可做。     

福建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民俗学运动于“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兴起，１９２７年以后民俗学研究中心转移到广东中山大学。在由北向南转移过程中，１９２６年前后，厦门大学云集了一批全国知名民俗学研究者，开展了福建民俗调查与研究，成为这一过渡时期全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心。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 :(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 ;(2 )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 ;(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 ;(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 ,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论周作人在现代民俗学创建和发展中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周作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启蒙,介绍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理论,并活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二是组织,以报刊和研究会的形式,集结了一批热心于民俗文化探索的先行者;三是方法和思想,通过民俗透视国民性,带有特定时代的“经世济民”思想。     

日本民俗学姻亲关系研究述略

日本民俗学有关女性民俗的研究并非主流,其中关于婚姻关系、姻亲关系的研究更是较多地穿插于人生仪礼、家族部分的研究中,分散且不相对独立.在日本民俗学非常有限的姻亲关系研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嫁女与娘家之间表现出的密切关系和频繁往来这一切入角度.文章着重从婚姻制度与婚俗的综述研究、植野弘子对姻亲关系的研究、有关嫁女与娘家之间保持密切往来的研究、相关的学会活动四个方面入手,对日本民俗学有关姻亲关系的相关研究做出梳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民俗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在日本民俗学界已经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