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国风》的民歌性--民谣之体,教化之用

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诗经.国风》的民歌性,首先根据民歌的涵义,从乐调、艺术形式和内容三个角度说明“国风”符合民歌的特点;然后从反面的“非民歌说”的观点出发,解释国风虽用于周政权“化南”的政治目的,但其体仍为民谣。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试论《诗经》的爱情诗

《诗经》中描写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数量是比较多的。在《雅》、《颂》中占的篇章极少,《小雅》中仅有三、四首,主要在《国风》中。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反映婚姻恋爱主题的将近一半,描写婚姻恋爱比较好的诗歌,可占《国风》的三分之一。《郑风》、《卫风》、《周南》、《召南》写爱情的诗最多,特别是《二南》诗,“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其中十分之九与女性有关”。《诗经》中这一部分诗篇,不论从思     

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的植物隐喻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借植物表达较为抽象、不易言表的情感;《诗经·国风》中也包含大量植物隐喻,借以表达诗人的情感世界。隐喻的本质是认知,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将莎翁十四行诗与《诗经·国风》中的植物隐喻归为三个大类,即“爱情花”隐喻、“野草”隐喻和独有植物隐喻,分析中西方植物隐喻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虽然两部作品选择不同植物对同一目标域进行映射,但不同植物之间存在共同蕴含,形成隐喻连贯,由于人类身体体验,即认识事物的顺序与体认特征具有相似性,因此读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诗歌的蕴意。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浅议《国风》的消费思想

《国风》是《诗经》的主要组成部分。“风”是乡土之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风》的研究,只注重于文学艺术等方面,经济思想则鲜为人论。实际上,由于《国风》的来源多为民间歌谣,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经济思想,都在其中有着明显的反映。本文试就《国风》的消费思想加以论述。一《国风》消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崇俭。这既反映在对物质生活俭省节约的主张上,又反映在对挥霍浪费的反对上。     

略论《诗经·国风》曲式的构成

在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诗经·国风》中的章句结构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国风》中存在的三种乐句形式,即由单句歌辞独立构成的乐句、由两句在意义上密切关联的歌辞共同构成的乐句以及由基本乐句加上一个单句歌辞构成的引子或者尾声而形成的“基本乐句＋引子／尾声”式的乐句。此外,笔者还分析了《国风》中的22种乐章形式,并试图寻找其问发展演变的线索。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国风》的地域性流派

本文从地域文化和艺术流派角度对《诗经·国风》作了新的探讨，按照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归纳为“郑卫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齐曹派”等五派。作者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风俗、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就各派的构成、主要特点或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从流派角度去考察和解释《国风》，必将开拓《诗经》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更有效地弘扬中国古代灿烂多彩的文化传统。     

诗歌在“剪灯二种”中的表达功效

＂剪灯二种＂中融入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与小说散体叙事本身浑然一体,具有非常独特的表达功效。这些诗歌的融入不仅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小说弥漫的悲剧色彩,还形成了小说融情入理的风格,折射了明初政治文化氛围的微妙转变,此外从文学史来看,这种诗入小说的方式显示了明初文言传奇小说向唐传奇雅的复归趋向。     

论寒山的俗体诗

寒山诗分为雅、俗两类 ,俗体诗表现出世俗性与叙事性的特点。世俗性是说寒山诗具有由宗教文学向世俗文学蜕演的倾向 ,重在展示世俗生活。叙事性首先表现为事件、场景、人物等因素代替情感因素成为诗的内容 ,其次表现为诗歌结构采用了旁观叙述的模式和时间布局的方式。在寒山作品中 ,俗体诗占三分之二 ,代表了其总体创作倾向 ,同时也体现了唐代俗文学的一般特点     

中国传统叙事诗不发达原因探析

传统的中国古代传统叙事诗是不发达的,它们情韵浓厚,往往以情挟事,以事抒情,而不重视叙事的连贯、情节的铺排和人物的刻划,有别于纯粹的叙事诗.中国古代传统叙事诗的不发达,只能从农耕社会所造成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性,从这种民族性格及其思维特征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上来探求内在的原因.     

哈珀诗歌的空间阐释

查尔斯·哈珀是澳大利亚诗坛公认的第一位游吟诗人。对于哈珀诗歌的空间阐释还是一个空白点。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支撑和批评视角,拟从空间意象、空间叙事和诗歌节奏等方面解读哈珀的诗歌,以期还原其诗歌的独特意境和他对神秘壮美的哲思。空间意象的叠加和重复大大增强了诗意效果,并置的空间意象结构会限定主体意识的生成模式,空间意象与人物的命运和叙事进程息息相关。作为叙事因子,空间意象不仅奠定了叙事基调,也影响着叙事进程。另外,诗歌的叙事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音韵节奏和韵脚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哈珀诗歌的空间阐释视角新颖,值得深入研究。     

论李煜诗

李煜为词名所掩,其诗歌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搜集整理李煜存世的全部诗作及断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分析李煜诗歌的类型与表现力,可以发现,李煜诗的成就不亚于其词。李煜诗是他人生观的写照,能抒发真实性灵,往往以小见大,语短情长,虚实相生,一叠三叹,有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诗词参与古代小说叙事之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之所以能够承担叙事功能,源于文本必须穿插诗词的文体规定,但作者一般根据小说体叙事的要求来创作或引用穿插诗词,由此使诗词承担了相应的叙事功能。同时,古代诗词存在便利于小说体叙事的特征,因此作者利用这些特征来使诗词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而随着中国小说体叙事的进一步发展,穿插诗词于叙事流程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诗词参与叙事的现象也就最终淡出了现代小说文本。     

散文诗体长篇小说的新实验－－《爱海情潮》略论

《爱海情潮》是长篇小说和散文诗两种文体艺术的融合。在对长篇小说固有的叙事因素进行艺术处理的同时 ,突出适合诗性表现的强力度情感符号 ,克服散文诗艺术用于小说创作的局限。使得诗情在小说中得到恣意发挥 ,又使文本保持了小说本色     

柳词：生命诗学的另类话语——文学史潜流研究之一

批风抹月的真性情是柳永词的内在生命力。柳词选择俗文学话语为其表达方式，如“裸体语言”、线式叙事语言等，丰富、提高了文学叙事的表现力。柳永游离于传统的“情志”边缘，促成宋人诗词“志”与“情”的分工。     

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视阈中提出了"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中心论题,并从性别与性别权力关系、时空与女性文化时空、叙事与性别叙事、传统与女性文学传统四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和思想理路。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