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

建安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是历来学者公认的宋代名刻之一,上海涵芬楼《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据此刻本影印。黄本《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文双行木记;宋讳缺笔至惇字。考宋光宗赵惇,兼讳敦、弴、錞、鹑等字,可见此书当为南宋中叶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1195至1224年)刻本。     

静嘉堂本和国图本：两种完整传世的宋刊本《陈书》递藏和版叶的比较

今所见宋刊《陈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递修到元代的版本，所保留的宋版叶比较多，尚可见到一部分原刻版叶；第二类为递修到明初的版本，原刻版叶已基本无存，但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南宋中期补版叶和元补版叶，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在行款、字形等方面与宋元版有较大差异的明补版叶；第三类即是所谓“三朝本”。第一、二类宋刊《陈书》，尚有两种全本存世，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称静嘉堂本，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另一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本，为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从藏书印约略可见这两个宋本各自的递藏线索，静嘉堂本最早收藏者为明初吴江人史鉴，之后一直在江南苏州一带流传，最终流入日本静嘉堂；国图本最早为明代内阁所藏，明末流出民间，季振宜、查莹等先后收藏，可能在1929年至1949年期间，入藏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两个宋本保存宋版叶的情况颇有差异，南宋初期原版叶，静嘉堂本保留约20馀叶，国图本保留仅1叶；南宋中期补版叶，静嘉堂本保留约154叶，国图本约127叶。其馀版叶，静嘉堂本基本上为元代补版，其刻工字形虽有异宋版，行款则一仍其旧；而国图本则除了保留部分元补版叶之外，增加了相当数量的明初补版，这些明初补版叶，大多为以...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皕宋楼及其藏书志

“皕宋楼”是我国清末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其与聊城杨氏“海源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合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取名“皕宋”即谓内藏宋版书二百种,嘉庆年间藏书家黄丕烈有“百宋一廛”,陆氏为垮其藏书丰富,将其藏书楼题名“皕宋”,以示胜过“百宋”。“皕宋楼”主人陆心源(1834——l894年)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幼拜先伯祖学廉公为师,年未十三已通九经,咸丰己未举人。依例以知府     

宋庠、宋祁兄弟小传

宋庠、宋祁兄弟是北宋前期政坛和文坛卓有建树的人物.宋庠(996-106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初名郊,后仁宗改名为庠,字公序.祖籍安陆(今属湖北),后迁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好俭约,读书至老不倦,善正讹误.与兄祁俱有文名,时称“二宋”,“大宋、小宋”.二人同于天圣初(公     

“宋”字新释

本文全面考察了“宋”的形、义演变，在夏渌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方法加以自己的创造，论证“宋”原即“松”字，并由此论证了殷商时期的宋地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的始兴期、元明的中衰期、清代的复盛期，这与唐宋诗之争中宋诗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致的。而综观宋诗选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宋诗总体上不如唐诗，宗唐、宗宋派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对立冲突之后，到清代逐渐走上了融通唐宋、不拘一家的道路。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清代知见宋诗选本叙录

清代学宋风行,带来了宋诗选本的繁荣.据笔者仅见,现存可知见者共有59种.其大量出现,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宋诗文献,反过来也促进了清代宋诗及宋诗学的复兴,并成为后人选宋诗的重要文献来源之一.     

宋、元、明时期的白族人名与佛教

文章通过大量调查材料 ,论述了白族宗教三字名产生的原因和文化内涵 ,从姓名学上揭示了宋、元、明时期白族对佛教的信仰和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述论

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士风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晚宋时期的变节之风是士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有诸多表现.一大批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或临难脱逃,或在宋亡前投降蒙元,或在宋亡后变节仕元.晚宋士大夫变节之风形成的原因,主要为穷奢极欲,志于享乐;贪恋权势,志于爵禄;理学的负面影响;而最根本原因即为晚宋士大夫普遍性的道德沦丧.士大夫变节之风严重危害了晚宋政局,加速了南宋的覆灭,还对元朝的重吏贱儒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

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一部,十卷。每页二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三,注文略小,约三字当两字。卷一扉页有阮元题辞。题辞为: 此毛氏影抄本,精审已极,首钤“希世之珍”小印,真希世之珍也。书末有段茂堂 先生跋,足见此书之蕴。毛氏但知此书之佳,而不知其蕴也。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宋、丽文化交流特点初探

宋、丽文化交流,既是自古以来中朝文化交流的延续,又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在宋、丽文化交流中,文化交流的通道以海上为主;商人开始成为推动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出现外传与禁令并行的书籍流通的模式。更重要的是,高丽对中国大陆的文化输出日益明显起来。     

清人编宋诗选本动因初探

有清一代,学宋蔚然成风,宋诗总集的编选亦随之兴盛.考其编选动因,盖可分为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弘扬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这与当时的世风、诗风、学风都是有关系的.清代宋诗选本,如实地记录了宋诗文献的原貌.有些选本,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诗学主张,也没有蕴含指导创作的具体法则,但只要它们能流传至今,客观上即对宋诗文献的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繁多的宋诗选本、多元的选录标准、不同的诗学价值,正是清代宋诗运动兴盛的最好注脚.     

试论宋王朝德政

宋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中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经济方面 ,自唐代以来商品经济已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 ,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从德政史的角度进行研究 ,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辨析 ,才能够客观地把握宋王朝德政的真正内涵     

武大藏本《事类赋》两跋辨伪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刻三十卷本《事类赋》一部,题宋博士渤海吴淑撰注,黑口、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书前有宋边惇德序,其次有吴淑《进注<事类赋>状》,卷三十后有“宋绍兴丙寅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嶽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斡办公事李端民校勘”三行字;书末有赵子昂、王登用毛笔题跋各一条。书前及各卷首页钤有“冯梦祯印”、“冯氏开之”、“祕府”、“毛氏珍藏图书”、“自天水人”、“红术山人”和7.5×7.8cm大方印(印文待认)等印章。《事类赋》宋、元、明,清各朝均有刻本,但明刻本存世很少,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征求意见本)载全国仅存七部。《事类赋》作者吴淑,字正仪。生于南唐保大五年(947),卒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初仕南唐,入宋后官至职方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