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从"天理"、"人欲"之辩入手,以宋代理学家"心统性情"论为契机,可见宋明理学由张载、程朱到陆王以及王氏后学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亦即由"气"、"理"到"心"、由"心"到"欲"这一范畴演进历程,揭示出宋明理学由自然到伦理、再由伦理到心理这一大致思想走向,从而表明宋明理学由"存天理、灭人欲"走向"天理即人欲",由天理人性论走向自然人性论是历史的趋势。     

二程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程颢、程颐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整个宋明理学中居重要地位。然而,过去对二程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从1981年杭州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中州学刊》开设了“宋明理学研究”专栏,全国其它的书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提出了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二程哲学思想的新见解,宋明理学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爱将近年来关于二程哲学思想研究情况作一综述,以备参考。 一、关于二程的“天理”和“人欲”的思想 天理和人欲是理学中甚为重要的一对范畴。过去也曾有人论及。有人认为二程说的天理就是造物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     

乾嘉时期儒学思想的转型——以戴震为个案分析

儒学在乾嘉时期发生重大变化 ,表现出与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宋儒以天论道 ,强调形上本体 ,讲先天的善 ,最后“存天理 ,灭人欲”。乾嘉儒学以人论道 ,着眼于现象事实 ,讲践履言善 ,结果德性资于学问。戴震是乾嘉儒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思想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性命之道与伦理之道——从王船山看儒家的个体观

先秦孔、孟儒学的个体观是立己与立人的统一。明末清初儒学对宋明理学“存天理,遏人欲”的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纠偏。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主张“人欲之正即是天理”。展示了将个体发展与群体和谐相统一的人格理想。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矛盾论》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特征

一 《矛盾论》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地位。 近代中国是古老的封建社会濒于灭亡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萧索,思想沉闷,民不聊生。在哲学思想上,宋明理学的长期统治,像一条沉重的精神锁链,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说,在宋代以后,为封建统治秩序作论证,又有了许多新的解释。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对封建社会后期影响较大的人物朱熹,把维护封建统治就是“存天理”的哲学思想,和纲常名教直接联系起来,说什么“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形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比较完备的哲学体系,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领域,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危害甚大。这种思想统治,一直延续到清末。 开始冲破封建儒学形而上学禁锢的是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思想。鸦片战争的失败,逼着人们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翻译、编著资料、文献,介绍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其中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较大。它的传入使人们     

英雄不好色 好色非英雄——《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试析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是“三言”中的名篇之一，它塑造出了仗义多智、武功高强的赵匡胤和美丽多情的京娘形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文章作者预先设定的写作目的——写一个“不贪女色”“不恋私情”无人可及的“英雄赵大郎”形象——使文章存在着叙事上的自相矛盾，极大地影响了文章的艺术魅力。而作者之所以要预先设定这样的写作目的。一方面与儒家“男尊女卑”、轻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顽固影响有关．亦与佛教、道教对人生都持“出世”“灭情”“远色”的态度相关，但归根究底来说，更是由于传统的“女人祸水论”。     

二程是怎样把“理”吹上天去的——二程理学唯心主义思维路径辨析

程颢颇为自得地声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天理并不是程颢或程颐的独创,但他们的确赋予这个概念以自己特有的含义:天者至高无上之谓也,天理就是支配整个世界的最高的法轨、原则。这样的理是怎样被二程泡制出来的?它的形成在二程的头脑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思辨过程?弄清这些问题,无论对于揭示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还是对于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都是很有意义的。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探微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这一思想,在内容上,源于六经的天人图像;在话语上,承继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这一思想的建构思路是首先通过区分"人之天"与"天之天",划出已知与未知的领域;然后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对天的善意推测而建构起"万化无私"之天的"天显"图像,并反过来以其证"天命之性"之纯、人性之善的"身体"图像;最后通过"践形"的方式而实现此两种图像的现实的合一。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对立的天人图像及其话语系统,具有纠偏救漏的意义。     

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王船山理欲观及其哲学基础探析

<正> (一)天理即人欲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程朱一系理学家)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但程朱理学在此问题上的最基本的观点之一,是严分天理、人欲,把天理、人欲分为二截,倡“存天理、灭人欲”。此一观点受到陆王一系心学家的尖锐批评。陆王心学在此问题上强调合天理、人欲为一,主张天理即人欲。如果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说,天理、人欲问题至陆王心学已告一段落。但是,应该看到,陆王倡天理即人欲的理论基础是“心一元论”,把天理与人欲最终都统一到“心”之上。这种思想后来又遭到不少思想家的反对,其中,能够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对这种思想进行较深刻、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的,当推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船山。     

论朱熹理欲观的价值义蕴

<正> 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朱熹理学思想讨论的主要问题。天理与人欲关系讨论的中心是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朱熹天理人欲关系的讨论,以揭示朱熹对社会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积极主张和现代意义。     

从存理趋向存欲——明末清初的思想走向及其价值评估

明清之际,是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此明亡清兴、改朝换代的剧烈社会变动中,中古所形成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理学正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理学所标榜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遭到了尖锐的驳斥和批判,人伦日用、世俗人欲则受到热情的褒扬和讴歌,一时间,思想界漾溢着一种从天理回归人欲的强烈呼声。在当时的历     

刘宗周“慎独”思想对周敦颐思想的继承与发越

周敦颐思想是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刘宗周以“独”为本体即是对周敦颐“太极”本体的继承;进而其又于周敦颐《通书》中“几”字体认出“诚意”功夫之入手处;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人谱》亦是对《太极图说》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刘宗周“慎独”思想包含了其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思想的继承与发越。对刘宗周“慎独”思想形成渊源的再探究,对于合理定位刘宗周在宋明理学时期的学术地位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天理与儒家人类本质论

传统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是人性尤其是仁义之性.传统儒家的人性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性概念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天理概念,人性论转变为天理说,理学家用超越的天理来定义人的本质.理是普遍而永恒的实体,是超越的存在,这个超越实体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好恶行为.自然的好恶行为是产生于人心或人性的自然活动,这种自然行为在超越天理的主导下转变为超越性行为,并因此而成为人类的本质性行为,人从自然物转变为依据超越天理的人.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