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论《野草》中的家园情结

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文本”的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代表。它是一位中国作家作为“现代灵魂的受难者”的独白 ,现代性是其标志和显著特征。本文试图透过《野草》中诸多奇异而深邃、朦胧而引人深思、绮丽而发人深省的寓意性、理念性的意象和种种凄艳、奇诡、新鲜、形象、独创的象征 ,来分析一下鲁迅这位伟大的先觉者在《野草》中所透露的“家园”情结———对故园的思恋、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和对传统的回归。首先是《野草》中的“故园情结”。应该说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复杂的 ,爱憎交织 ,很难一言以蔽之。在现实层面上…     

“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

人们惯于将“五四”以后的“人生派小说”与“乡土写实派小说”进行分类(或者是按分期来进行归类)。其实,这种分类似乎不甚科学,因为“人生派”的许多作家一开始创作就是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和鲁迅一样,“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是从广袤的农业社区进入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语)但就“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似乎他们更关注“下层社会的不幸”。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无一不是对乡土社区中下层农民的深切关注。继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较突出的有“新潮”作家杨振声等,他的《渔家》和《磨面的老王》     

鲁迅与施耐庵:跨时代的精神承传

从鲁迅对施耐庵及《水浒传》的考证评述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接受情形看,鲁迅不畏强权,勇于反抗压迫,荷戟鏖战的抗上精神以及崇尚“个人的自大”的独异精神实源于他对《水浒传》文本的缜思细琢和穿越历史时空的联想。在文学层面上,鲁迅从大众语、小说笔法、人物塑造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维度上获得了解读《水浒传》的启示。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橘林信太并非姓橘林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记云:“下午得内山嘉吉君信,并成城学园五年生橘林信太木刻一幅。”《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就把林信太误作“橘林信太”。其实,这个“橘”字并非是林信太的名字的组成部分,《鲁迅日记》在林信太的名字前冠一“橘”字,是另有寓意的。这里先要从《鲁迅日记》中提到的内山嘉吉说起,内山嘉吉,是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一九三一年来中国,通过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并为由鲁迅发起主办的上海一八艺社研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柔石在狱中对鲁迅的称呼

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鲁迅小说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鲁迅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的。他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而且大胆地汲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经验,从而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铸成了自己独特、新颖的民族风格。鲁迅小说这一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当然首先要归结到他的善于“取法于国外”。鲁迅一贯主张“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宝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成因时曾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受了俄国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它绝无模仿或照搬的痕迹。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中国启蒙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先驱。鲁迅写了许多出色的杂文和小说,给“五四”新文学带来了眩目的异彩。本文试图从启蒙的角度,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索鲁迅启蒙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加深我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     

鲁迅小说的艺术辨证法

鲁迅很早就对辩证法有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这从他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科学史教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也自觉地运用了许多艺术辩证法。这是我国现代艺术创作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宝藏。这里略举数例,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更大的重视,共同进行更好的发掘和继承。一、逼真和传神逼真就是我国传统画论所说的“形似”,传神也就是我们传统画论所说的“神似”。在“形似”与“神似”这对矛盾范畴中,鲁迅首先是强调“神似”的。他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最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但是鲁迅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吕纬甫不是落伍者——《在酒楼上》细读

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公认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宣言,是新文学的基石。“五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艺术上看,同“五四”时期以及晚清以来大量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不无关系。据统计,晚清小说刊本一千五百种以上,其中翻译小说就占三分之二。远在“五四”以前十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邀集同志译了《域外小说集》,他自己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五四”以后就全国看来,翻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鲁迅学刊》“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特刊”出版

东北鲁迅学会主办《鲁迅学刊》1981年第二期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已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的九月一日出版,篇幅比第一期增加一倍。这一期里刊登了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以“独应”笔名发表的佚文四篇,同时发表了发现这四篇佚文的彭定安、马蹄疾的对这四篇佚文的长篇考证文章。本期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全国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同志给本刊编者的信和黄源、李何林同志为本刊写的特约稿《在鲁迅身边》和《从     

试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正> 近几年来,国内外有些人打着反“神化”的旗号,极力贬低鲁迅;或者祭起了“纯艺术”的法宝来否定鲁迅。不幸的是《青海湖》八五年八期上发表的邢孔荣同志《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邢文)集中地反映了这两种殊途同归的倾向。     

从《野草》的意象看鲁迅心灵的矛盾性

从《野草》的意象看鲁迅心灵的矛盾性庞沁文著名作家许杰曾指出：《野草》表现了鲁迅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的矛盾。钱理群教授也曾从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改革者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等多对矛盾来研究鲁迅主体“心灵的辩证法”。这些研究抓住了...     

试论鲁迅早期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与魏绍馨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魏绍馨同志在鲁迅研究领域相继发表了《“学洋务”过程中的思想矛盾——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等文,对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提出了“新议”,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读过他这几篇论文后,觉得他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观点:鲁迅早期(本文特指辛亥革命前)是反对、漠视政治革命的。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故敢就此发表一点异议,以就教于魏绍馨同志并诸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