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主导下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在五四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新式教育下的公共领域功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公共领域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既离不开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也离不开体制对蔡元培的认可。当五四文学发生后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启蒙时,身在体制中的校长蔡元培被直接推到了体制所设定的“疆域”边缘,蔡元培原来具有的体制角色和文化上的中间立场、模糊身份也随之消失殆尽,其结果就是北京大学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功能逐渐地为政治公共领域所取代。     

爱国救国大器大象——从五四前后看蔡元培先生

此文从分析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先生的行动,看到蔡元培始终主张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思想得以传承,认为蔡元培是一个以学救国的,心胸坦荡洒脱、气度闲雅拔俗的大家大器.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辛亥时期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

辛亥时期的蔡元培心系民族危亡,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潜心阅读,尤爱西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寻找教育救国之路;革命活动接连失败后,他赴德游学,开启了游学救国之路。深入研究蔡元培在该时期的教育探索,同时也为同时期的救亡图存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     

从“载道”到“言志”——论梁启超与晚清至五四时期创作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过渡形态,梁启超的创作观念对后世的文学译介和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使得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这种政治与实用的双重阴影之中。晚清至五四时期以来,从＂载道＂到＂言志＂的创作观念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深远影响。     

蔡元培与民俗学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与保护人 ,早年即进行了许多民俗调查研究、记述和翻译工作 ,多次留学欧洲时均以民俗学 (民族学 )为主要学习与研究的内容。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都大力提倡民俗研究 ,对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民俗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上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晚年更专注于民俗研究 ,“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     

蔡元培美育思想发展时期划分的探讨

本文论述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发展过程,根据蔡元培美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将其美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融合中西美学思想时期;美育理论转化为美育实践,普及美育知识时期;美育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总结时期。     

论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宪政主张

戊戌维新时期（１８９５－１８９８）,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存亡出发,开始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了重君权,变官制;开民智,兴民权;开官智,兴绅权的主张,为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比较现实的选择,同时也掀起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高潮     

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

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民间科学团体,曾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加入中国科学社,成为该社的第一位特社员。文章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蔡元培先生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蔡元培先生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重温了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一段历史,以期对于今天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有所启迪。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 ,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 ,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同时密切关注、支持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 ,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发轫之功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之原因略析

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充满着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专制、前进与倒退的剧烈斗争,作为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前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梁启超,对时代的急剧变化反映特别强烈,他作为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护国运动时期,由改良思想转变为主张暴力革命,并在这一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其政治思想的转变值得研究。笔者就时局的变化、梁启超自身思想的演变、知识分子的救世意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情怀悠远的蔡元培——《蔡元培自述》读后感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离开了我们。转眼74年过去,一代英才的光辉形象依然在我们心中闪耀。此时,捧读《蔡元培自述》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不仅是追忆,更是怀念,还有深刻的思考,对教育,乃至人生全方位的思索。     

谁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试说梁启超与"新民体"

"五四"新文学运动自周氏兄弟加入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提倡"活的文学"到进而提倡"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在这时也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至少,从文体演变的角度看,新文学所要否定的,并不只是古代文学,更不只是桐城派古文或八股文,而应同时也包括近代文学,包括梁启超所鼓吹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新民体".因为后者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前者,已占据了主流的地位.虽然新文学对后者的再否定,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或钱玄同、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那般热闹而剑拔弩张,但这种事实上的批判,以及新旧文体上的对比和交替,还是相当激烈的.     

蔡元培美育思想探析

伟大的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首先将美育列入国民教育方针五项内容之一。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情感问题,更加认识到美感教育的重要时,人们不能不佩服蔡元培先生的远见卓识,而益增崇敬之意。本文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美育事业的贡献、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蔡元培美育思想的文化基础、蔡元培美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做了探析。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本文概述了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头五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１）间,积极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拓了一方沃土,孕育了一批骨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益的氛围。其一、蔡元培先生整顿改革学校,使一批革命精英得以风云际会于北大,渐次成长为创建党的领袖和骨干;其二、蔡元培先生为五四运动“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使之在思想上干部上为创建党作了准备;其三、蔡元培先生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其四、蔡元培先生倡导赴法勤工俭学,时一批英才的造就和旅法党组织的创建有积极的影响。     

陈三立与康有为、梁启超

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在诗文交往中，与康有为、梁启超结下深厚的友谊。本文用大量史实揭示陈与康梁的莫逆之交。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蔡元培与20世纪中国哲学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哲学家.他比较早地接触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并注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国内进行介绍;同时,运用西方哲学方法,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论理学、美学、伦理学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对20世纪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从问题意识到话语逻辑,都与政变后判然有别。就问题意识而言,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当时中国君民相隔、上下“两无权”的政治病症,这与早期维新派的认识一脉相承。以此问题切入,梁启超的民权话语在“复古意,采西法”的思路下建构起来,主要思想资源不是西学,而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公羊”学。其中,“讥世卿” “三世”说又是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核心资源。这是梁启超依托自身的学术传统与国情认知对西方民权进行的中国化理解,与其政变后主要依托西学、以限制君权为鹄的建构起来的民权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此时深谙西学的严复对民权的阐发有本质的差别。     

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职后,以北大为主体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积极主张挽蔡,奔走周旋于政府、学生之间,襄助温宗禹、扶助蒋梦麟,功不可没。稍后北大又发起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要求薪金全发现洋为由,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这两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标志着北京高等教育界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出现。     

蔡元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在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涉及译学概念等重要问题,并提出“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等极有价值的观点,见解独到,但较少涉及有关译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著作,如《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伦理学原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