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生态思想与中国古代作家的生态审美取向

佛教的生态思想既包含了对解决自然以及人文精神生态问题的可借鉴思想,又为研究古代作家的生态审美取向提供具有哲学认识论意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理路.审视中国古代作家从佛教生态思想中所融摄的观念及其所显现的人文精神生态特征,无疑对构建和谐人文精神生态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论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

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包括万物有灵的认识观、普遍约束的宗教观、适应环境的和谐观、适度开发的发展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些生态观念来源于民间口传文学、宗教信仰、禁忌习俗、乡规民约和习惯法、生产劳动等形式.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生态环境政策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相互协调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谈佛教的生态关怀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 ,佛教以其独特的生态关怀 ,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启迪。它的自然观、生命观及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 ,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深层生态:佛教的诠释及实践

当代生态关怀从浅层向深层发展,形成了深层生态理论.深层生态理论在其构建中向东方文化寻求资源.在对当代西方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概括基础上,对于东方文化中的佛教文化进行深层生态资源上的挖掘,对其深层生态的实践也进行探讨,对已有的深度生态理论和东方佛教文化之间进行进一步地沟通,以期增进一个适合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生态保护的理论构建.     

人间佛教的慈善实践——对台湾慈济与法鼓山的比较研究

人间佛教的兴起是中国佛教发生的重要转型。慈济和法鼓山是台湾典型的现代佛教慈善团体。本文通过对慈济和法鼓山的人类学调查,指出人间佛教劝善不涉政的理念对人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行善路径,该理念最终达到从社区延伸到全球的人间净土的共同理想。     

儒佛果报观异同之比较——兼谈佛教的本土化

因果报应的观念是佛教人生观、伦理观的思想基础.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报应观念,尽管佛教和儒家善恶报应观旨归相同,但是二者在善恶标准、主体承担、实现动力、实现过程和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到汉魏以后,佛教的果报观随着其本土化过程的实现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并在现实层面产生影响,为民众普遍接受,成为善恶行事的标准.作为一种观念,果报观由最初的简约状态发展到明代成为具有相当影响的民众信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也最终在中国生根发展.     

蒙古族信仰习俗与生态观浅议

本文从蒙古族古老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两个方面对蒙古族“天人合一”的朴素的生态观进行了分析。     

净土梵音──关于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考察与研究

佛教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前进与成长.佛教音乐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庐山东林寺则是汉传佛教净宗音乐的发源地,是佛教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东林寺建于东晋386年,在这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净宗音乐历经了萌芽期、借鉴期、汉化期、延续期以及到目前为止的稳定期.这条时间线索是佛教净宗音乐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将以此条线索为基础,重点分析和研究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的发展过程,并详细阐述了东林寺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关联.     

传统藏戏的佛教观念与悲剧意识

传统藏戏通过悲剧性情境、悲剧意味浓烈的情节,甚至不乏通过制造矛盾冲突与推动剧情发展的各种斗争手段,营造藏戏的悲剧情境。然而由于宗教观念的影响以及独特的创作方式,传统藏戏的悲剧性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消解。传统藏戏的故事编织方式、人物佛性化的性格特征、戏剧结局方式、因过于强调故事性而忽略了场面描写和细节描写,这些都对悲剧性情境的有所消解。不同于西方戏剧中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传统藏戏是一种具有东方佛教底蕴的超越性悲剧。佛教开阔的生命观念及克己修忍等伦理规范,使藏戏人物以一种超脱的心境面对一切苦难和悲剧性困境。如果说西方式悲剧的抗争精神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命运之间的抗争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那么传统藏戏则突出的是人与苦难本身的精神上抗争的藏传佛教底蕴。人物直面无尽苦难和悲剧性困境的抗争精神,使传统藏戏形成为一种独具佛教特色的超越性悲剧,同样能唤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敦煌寺院戒牒文书所反映的净土信仰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数十件戒牒文书,大体可分为俗人戒牒、僧尼戒牒两类.这些度牒文书使用于度牒仪式,举行仪式的地点是敦煌当地的三界寺、龙兴寺、大云寺等寺院,以三界寺居多;其授戒师则多是三界寺的道真.本文对戒牒文书中三师的历时变化做了研究,认为这些戒牒文书的少部分采用归义军以前的戒牒式样,多以释迦牟尼佛为和上,以文殊师利为羯摩阿阇梨,以弥勒菩萨为教授师;而大部分作于归义军时期,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以释迦牟尼佛为羯摩阿阇梨,以弥勒菩萨为教授师.后者突出了阿弥陀佛的地位,并且在三师中最终确立了以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以弥勒菩萨为羯磨阿阇梨的格局.阿弥陀佛和弥勒菩萨都是净土信仰中的教主,他们在三师中占据三分之二的席位,这反映净土信仰在敦煌地区民众心理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采集狩猎、"产食革命"和工业革命三个阶段,它们都体现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工业革命阶段,由于受西方文化理念影响,整个社会表现为发展与破坏并存.人类跟环境之间的长久相互关键在于人类的文化理念,它不仅对本民族而且对邻居的民族甚至对人类永续发展的前景有影响.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文化反思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无疑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的结果,无疑是自身文化特性的自然“天成”而又灵气飞扬,无比聪慧的精神突围。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思湖作家”队伍出现了断层。从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体系的重构所造成的,但根本上说,这是自身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缺失、并且尚未确立属已的精神风范的某种必然。所幸,“大写作”品牌的提出,既是时一种急功近利的否定,更是对一种精神风范的追求。     

藏传佛教伦理的局限与文化更新

藏传佛教伦理成为藏族传统伦理思想的最基本结构要素之后 ,对藏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产生着普遍的、久远的影响 ,为人们和平相处提供了特殊的道德力量。但其哲学思想、伦理规范及其实践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 ,对藏族现代伦理的生长和发展起着消极作用     

文化生态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人群共同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文化产物,有着自身特定的属性:主体性、整体性、活态性以及无形性等,在文化旅游盛行的情境中,如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一直都是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     

古代西藏佛教藏书的历史发展概述

古代西藏佛教藏书是伴随佛教的传入和译经活动的开展而萌芽,其藏书从产生到寺院佛教藏书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最终形成以藏文《大藏经》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佛教藏书体系。而佛教藏书的整理、编目、分类则是佛教藏书建设的具体体现。因此,古代西藏佛教藏书以其规模和贡献,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论民族古籍文献的文化价值

各民族保存下来的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文古典文献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民族古籍文献不仅是认识和了解中国诸多宗教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字依据,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应用及思想开放与文化兼收并蓄的见证,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