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序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序瞿林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存在。门阀地主的出现,同当时的土地兼并、人口逃亡、户籍减少有极大的关系,也同两汉以来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与家族历史的延续、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以其同两汉时期...     

裴子野与《宋略》

裴子野与《宋略》游翔裴子野的家世与生平裴子野（４６９──５３０年），字几原，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子野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故又有裴河东之称。裴氏本河东望族，西晋末年，司马睿为安东将军，裴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司马睿重建晋室，裴氏拥立有功，...     

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河东柳氏在唐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家族文化。其家学在史学、文学、书法学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涌现出了像柳芳父子、柳宗元、柳公权等一批名家巨匠;其家风注重孝义和礼法,耿直忠正,直言善谏,培养出了柳奭、柳泽、柳公绰等一批名臣。家族文化是河东柳氏声望不坠,实现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分流的重要原因。     

思政教育视角下晋唐之际河东柳氏家族门风转型探究

河东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柳氏源于春秋时期姬姓,秦统一后迁于河东.晋唐之际,河东柳氏家族声名显赫.永嘉之乱后,北方局势动荡,柳氏随皇室南迁,其中东眷迁至雍州并迅速发展为武力强宗,历经柳元景、柳世隆两代苦心经营,柳氏开始由豪族向文化大族转变.此后百年间,柳氏展现出儒雅、孝悌、重礼、文武双全的优良门风,虽然家族仕途坎坷...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从河东薛氏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的发展道路

<正> 河东薛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支著名的世家大族,也是一支颇有特色的大族。虽然魏晋、隋唐时期的各种姓氏书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把薛氏的家族渊源追溯到两汉以来的高门——兖州薛氏。但实际上河东薛氏原先不过是蜀中的一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风习的豪酋。在蜀汉灭亡之后,才由蜀中迁徙到了河东地区。从魏晋之交到北朝初年的百余年间,河东薛氏逐渐发展成为一文具有强大地方势力的豪强大姓,整个家族也衍化成若干枝系。其中势力最强,并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     

清末家族制度衰落的征象及其经济动因

清朝末年,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呈现出衰落的征象,从经济动因考察,其主要表现为:西方经济的入侵使传统家族制度的根基产生动摇;近代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使传统家族组织渐趋瓦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家族共同体发生肢解;族田的兼并买卖使家族组织的活动日趋涣散.但是,总的来看,清末家族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内在机制并没有受到损伤.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根深蒂固;物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以及国家政权对家族制度的保护和利用等.     

用历史主义原则认识中国家族文化现象

家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今中国仍客观存在。我们应用历史主义原则 ,从客观实际出发 ,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正确认识这种文化现象。家族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血缘关系网络一直存在决定着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自主经营与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滞后以及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 ,为家族文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家族文化给社会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双重影响 ,对其应加以正确引导 ,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试论受众的心理需求与家庭伦理剧的叙事样态之关系——以上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在叙事样态上呈现的特点是受众心理与时代文化的“共谋”。为满足观众补偿现实生活之不足的心理需求,在叙事主旨、叙事精神上表现出回归传统伦理道德、彰显底层与民粹的倾向;受观众认知现实的观看心理的影响,在视觉图谱和风格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平民世界图景;为满足观众的娱乐心理,家族伦理剧在伦理形态上呈现出快乐伦理的指向。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的家族伦理电视剧所呈现出的上述叙事样态与受众的补偿心理、认知心理以及娱乐心理互为生成。     

家园与故国:明清鼎革与扬州郑氏盐商的园林空间

影园和休园作为明清扬州盐商郑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兼有地理空间、社会活动空间与文化空间三重性质。郑氏园林空间的兴衰与郑氏家族的浮沉紧密相联,呈现出家族与园林消长同频之势。具体表现为：作为地理空间,郑氏园林兴衰与家族浮沉同频;作为社会活动空间,郑氏园林的社会活动折射出郑氏家族的政治立场;作为文化空间,郑氏家族精神积淀了郑氏园林的文化意涵。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私家园林对园主经济实力等因素的依赖性较强;作为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空间,私家园林受到园主思想与行动的影响。     

农村社会流动的考察——教育的视角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乡土社会,家族村落文化构成了它的文化基础,人情、面子是这个熟人社会的地方通货;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从多方位改变了这种关系,产生了多重作用,也使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动力特征.     

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制度知识是政治体制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经长期积累,制度知识的体系至汉末已相当繁密.在汉魏之际与两晋之际的两次大规模战乱中,官制礼仪知识因文献、实物的损毁而破败流失,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仅依靠个别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勉强开展.制度知识历经动荡而未完全散亡,离不开士人家学的支撑.颍川荀氏、北地傅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等魏晋高门均重视官制礼仪的传习,这项知识特长也成为维持家族威望的助力.     

人性·史诗·传奇——近二十年来中国家族小说的艺术阐发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除被广泛探讨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外,它的审美构建,即家族叙事独特的艺术阐发模式也颇值得研究。总体说来,新时期的家族小说从人性、史诗、传奇这三个维度对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独到而又深刻的艺术阐发。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开掘和探求,透视了时代、民族和生命的历史走向;通过一个个家族的兴衰演变,表现了整个时代、社会、国家之发展演进的风云变幻,形成了具有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通过对家族中的传奇人生和深宅大院所构成的独特传奇世界的描写,既迎合了大众对于传统奇观的窥探欲望,又表现出对于家族的情感依恋。     

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家族是明清东南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组织 ,这是由东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家族组织既可以是血缘的 ,又可以是超血缘的 ,家族组织既覆盖了大部分汉族区域 ,也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同化。尽管东南地区家族组织呈现出与江南家族组织诸多不同的特征 ,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却不逊于江南 ,乃至形成“东南邹鲁”。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 ,使东南地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经济色彩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论河东文化的历史地位

河东,秦以前仅是地理上的泛称,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秦时置为三十六郡之一,方有了行政区划的含义,约相当于今之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至唐、宋以来,河东或称郡、称道、称路,地望有了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一般通称晋南为河东地区。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建     

生存资本考量下的文化追寻——对东北农村社区家族文化复兴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复兴"的趋势,本文作者在对一个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农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学者们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原因做出了多种解释,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资本说"的分析框架和假说,即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把家族文化作为"生存资本",通过家族文化资本的凝聚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假说在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不同类型大家族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实,并指出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担负着教化功能和农民对"我是谁"的质朴追寻.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趋势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纳入到农民具体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量.家族文化是农民为自身的生存所"激活"的文化资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农村精英人士来说,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承栽着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的宿愿;同时又应看到农村家族文化的"复兴"也是社会转型期一些农村社区仍未走出"过去"的表现,家族文化不但体现为"弱者的武器",同时也是"陈旧的武器".     

中古河东薛氏门风述略

河东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由蜀迁来的少数民族的一支,形成于三国时期。蜀灭亡后,薛氏举宗五千户徙于河东汾阴,并以汾河以南、黄河以东为大本营。根据《新唐书》记载,河东薛氏分为南祖、西祖两个房支。薛氏原为武力强宗,再加上所处地理位置特殊,使得河东薛氏在晋隋之际成为不同政权争相拉拢的对象。正是在此基础上,河东薛氏逐渐获得重要的政治地位,随着家族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河东薛氏得以发展并走向鼎盛,成为中古时期的“通世大族”,特别是“隋唐全期三百余年的宠儿,子孙有极高的任官率”。     

论中世纪银行业的家族经营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

中世纪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其中,家族经营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家族控股、以家族的名字为公司命名以及在代理人雇佣方面家族成员的优先权等.家族经营对中世纪银行的经营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要职位的世袭制或终身制的倾向以及血缘关系在雇员的提拔和薪酬管理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世纪银行的家族经营模式,与中世纪社会那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并不构成中世纪银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经济形势良好或稳定的前提之下,仍然具有较大优越性.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灿辉割据纷争时代地域势力的兴起，既有它内在的动因，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内在的动因而言，主要是指强宗豪族的发展，带动或支配整个地域势力的运转趋势。在以侨姓势力为主的南朝雍州势力中，河东柳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以柳氏家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