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青年学人

曹大臣曹大臣,1964年生,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研究———以华中地区为中心”(05FZS007)。近代日本在华领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互等到独惠再到撤废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过程,领事群体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平时,他们以外交官身份,利用领事裁判权,庇护不法居留民,极力维护日本所谓的“条约权益”,如开辟与扩展租界、内河航运、居住营业、旅行、协定关税等,并滥用此项特权,攫取条约外权益及条约衍生权益;战时,他们则卸去外交官衣装,亲…     

鸦片战争后期中英善后交涉

《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英善后交涉开始于江南善后交涉而不是虎门交涉。领事裁判权等项特权的在华确立时间比通常认为的要略早。片面最惠国持遇等原则的确立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中国若干权益的丧失，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的强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主动奉送。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的满洲政策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蔓延东北,东北三将军没有根据边疆地区的形势制定特殊的应对策略,而是在迟疑犹豫中不同程度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听任爱国官兵附和义和团,破坏铁路与俄为敌。俄国远东政策的缔造者维特先是指望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自行靖乱,保护铁路安全,后随着东北局势的演变,又敦促沙皇出兵东北。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维特反对占据北满部分领土,反对在满洲留兵护路,提出了以寻求经济补偿为主的满洲善后政策,并亲自参与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但由于杨儒最终拒绝在俄方修改后的协议上签字,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失败,维特的满洲善后政策也遇到了严重挫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划定行军区域的合法性分析

为应对日本攻占青岛之军事行动,北京政府经多方筹议,仿日俄战争先例,向外宣告了行军区域。然而,日军无视中国的中立布告及其自身对行军区域界线的承诺,置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于不顾,强占胶济铁路、侵扰地方、杀害人民。胶济铁路不是德国国有,而是归中德两国合办的铁路公司所有,不能被视为敌产。日军在行军区域内种种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四次日俄协定与日本在“满蒙”的侵略扩张

1907至1916年日本与俄国为了维护日俄战争后各自在中国东北和东部内蒙古攫取的权益,共同对付美国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双方很快改变敌对状态,通过四次日俄协定划分了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共同瓜分"满蒙".日本利用这一系列协定,疯狂推行"满蒙政策",不断扩大其在"满蒙"的权益.     

日俄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自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开始侵略中国以来,东北一直是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重要前哨阵地之一。站在斗争前哨的东北各族人民,坚持不懈、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沙俄扩张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野蛮入侵,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抗俄斗争的壮丽史篇。日俄战争期间的抗俄斗争,是东北人民继十七世纪的早期抗俄斗争、瑷珲和北京条约前后的抗俄斗争、义和团运动前后     

法制与人情的博弈: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始末

1917年由孙中山、虞洽卿等领衔,向民国北京政府递交了设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申请,但因他们证券与物品合办之主张违反了1914年颁行《证券交易所法》相关条款,属违法之请,引发农商部和金业等多方反对。但虞洽卿等商界人士一直利用各种人情关系和社会舆情,持续向农商部施压,最终情胜于法,农商部同意其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立表明,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法令、规则契约等正式制度的变革可通过制度引进,国家强制推行,一蹴而就,而人们的法制观念、规则意识、行为方式等非正式制度的转型之路则要漫长得多。换言之,中华民国颁布的"新法"与帝制时期传承下来的"旧制度的那些原则"的冲突与融合事实上才刚刚开始。     

廖仲恺与共产国际使者的交往及其影响

共产国际素有苏联政府的"第二外交部"之称,其使华人员往往担负国际援助亚洲尤其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和政府在华寻求革命新盟友的双重使命。廖仲恺与路博及马林的交往,有助于对苏俄革命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的了解,也对其"联俄"思想的形成和在行动上推动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有很大作用。     

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

1917年7月,驻防类乌齐的川边军队抓获了两名越界刈草的藏军并予杀害,引起藏军大举进攻,川边数县相继失陷。后在英国副领事的“调停”下,双方停战议和。中英两国随即在北京展开新一轮西藏问题交涉,而边军的失败使得北京政府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也让中国政府对川边地区的治理更加困难,并引发了国人对康藏问题更密切的关注和对“五族共和”更深入的思考。本文即以这次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探讨当时的北京政府,四川、川边、西藏等地方当局以及英印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而分析近代中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寻求重新整合以前的藩属和土司领地,以组成一个真正“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的民族国家。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