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华集》的文学价值

作为明朝使臣与朝鲜文士的诗赋唱和总集,《皇华集》收录了大量的唱和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中、外唱和文学之集大成。《皇华集》保存了许多诗学批评资料,记载了双方诗人的文学交往及深厚友谊,为探讨中朝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诗心莹夜月文藻溢江流--顾毓琇诗词三题

顾毓是当代诗坛的一位大家 ,他的诗词风格温雅、和婉、清丽、俊逸 ,刚柔兼济。在诗论上提倡重、大、拙的审美取向 ,并在自己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极善唱和之作 ,与古人的唱和成为其诗词的一大特色。通过与古人唱和 ,达到了向古代名作学习、感发个人情志和表达丰富复杂难以言述情怀的多种目标。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名媛诗归》与中晚唐女冠诗——兼论李冶、鱼玄机的诗歌特色

《名媛诗归》为明代所刊之古代妇女诗词总集,收从上古至明妇女诗共三十六卷,多为上层妇女之作。其中唐代占七卷之多,仅次于明朝;而在所选唐代妇女诗中,女冠诗无疑是最突出的。《名媛诗归》以明末竟陵派诗歌理论为基础,对女冠诗的代表李冶、鱼玄机作出极高的评价;尤其对鱼玄机的艳冶诗风,力排古人之见,作出更为圆通的解释。这种女性诗歌的编选,是与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思潮紧密相关的,是对唐朝女性真实写作的历史回应。     

传统文化心理的独特表达方式 ——论《文选》次文的丰富意蕴

《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诗文总集.这部总集有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著述甚多,而对它的次文“义理“却极少涉及,即或偶有问津,也颇多微词。笔者认为,《文选》诸体首辞赋,辞赋首京都,诗歌首补亡,散文首诏令的次文体例的选取,是对历代士人传统文化心理的涵括与表达。仅此而言,《文选》之被誉为“总集之弁冕”也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论史浩的退隐生活及其间的诗词创作

恪守士人进退传统,坚持自身真隐理想及享有优裕退处待遇,是史浩力求退隐四明故里的三大因素。归隐之后,他借鉴陶潜尤其是裴度的隐居范式,撷取四明地区仙隐传统,建筑四明洞天以亲近自然与神仙、和睦乡友并安居亲人,塑造了独具特色的退隐生活。作为反映,其间所作诗词便多以自然之亲、仙隐之思、乡友之睦与天伦之乐为主题。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论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中流溢着"忘年交"之间特有的亲切而又温润的气息。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敬重,相互慰勉,藉声声嘤鸣,寄款款深情。考察其唱和诗,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友谊的维系、对诗艺的探求,而且还可以观照那一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士人命运的播迁。刘禹锡谪守和州的两年多时间,在他们一生的唱和历程中,既是肇始期,也是高峰期。诗人对隐逸与怀古题材的探索以及对音乐与梦幻世界的描绘,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不得体”的社交表达:陆游的人际关系诗歌论析

陆游一生不善于与人交往,多数人际关系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因为缺少分寸感而显得不那么"得体":在官场中与官员交往的唱和散发着自傲自负又自卑气息;与同类朋侪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样彬彬有礼,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样亢奋使气;退居乡下后陆游基本断绝与士人阶层往来,而向无法进行更深精神层面对话的乡邻宣示个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陆游是个具有一定社交障碍的交往困难症患者。然而正是这一切在交往礼仪上的"不得体",让陆游的社交唱和诗歌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而显得个性十足且真诚有味。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

赵文、刘辰翁和刘将孙都是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和刘辰翁是＂同党＂,同为白鹭洲书院的弟子,有共同的亡国之痛,他们的交往、唱和是＂同党＂的相慰。赵文和刘将孙是＂忘年之交＂,他们极论一世人物,唱和的诗词甚多,赵文肯定刘将孙任教于元王朝是为儒家礼乐制度争一脉,他们是＂忘年之交＂相勉。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等的文章学问有承继也有创新。     

论宋季的拟人制诏

南宋后期,文人写作了不少拟人制诏表疏,现在仍有当时编行的专集三家四种、总集两种传世.本文论述拟人作品的源流及写作特点,指出拟人制诏在宋季大量产生,既是对六朝、唐代文学的继承,又是宋人戏谑风气由诗词向文体的扩展,也是诗词中拟人修辞手法的延伸,同时还是接受民间文学(如"说话")影响的结果.拟人制诏在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是文体解放的大胆尝试,为后代神话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成为民间文学向文人创作过渡的桥梁.     

元代“以儒饰商”现象探析

在古代,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地位不高,常受歧视。蒙元时期,政府实行积极的商业政策,商人比较活跃,地位也较之前有了提高。这一时期儒学处于边缘化,一些士人为维持生计转向经商,但受传统儒家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商人仍觉得自身从事职业不体面,为弥补心态的平衡多与士人结交,并注重后代教育。此现象表明纵使经商环境有了改善,但商人身份并未得到最根本的认同,经商致富仍无法取代读书做官在人们心中的主流地位。     

《清尊集》与“东轩吟社”

清代道光年间活动于浙江杭州的“东轩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重要社团之一,创办人为吴衡照、汪远孙,社址在著名的汪氏振绮堂“静寄东轩”。自道光四年甲申(1824)至十三年癸巳(1833),历时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超过一百次,成员超过八十人。社集之作由汪远孙选编为《清尊集》16卷,社员兼著名画家费丹旭绘有《东轩吟社图》正本、副本各一帧,汪远孙侄子汪曾唯又辑有《东轩吟社画像》一书。借助《清尊集》和《东轩吟社图》等文献资料,可以理清该吟社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同时更正各种相关的错误。就清代诗词研究来说,将总集与结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是一项积极的探索。     

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的诗词有近百首,而经他本人生前审定正式发表的却不足一半。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诗人的地位却是被公认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很少有作诗的兴致。曾与毛泽东多次赋诗唱和的郭沫若盛赞毛泽东的诗词:"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然而,毛泽东生前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却是批评郭沫若的。     

从“宋玉悲秋”看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

悲秋自宋玉开始,成了中国文人创作的情感母题。本文结合中国古代咏秋诗文探讨中国士人悲秋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悲秋对后代文人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