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分析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由宪法解释制度、港、澳基本法解释制度与普通法律解释制度等构成,它与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及“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立法解释制度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民主权”、“民主集中”、“权力监督”等几大原则是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依据,对如何完善立法解释制度作出了初步探讨。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现存问题与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其不仅与“优化营商环境”“包容审慎监管”“追求执法效率”等制度基础价值取向相吻合,还是生态优先原则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执法改革的内在要求、环境损害担责原则的具体体现,需在制度设计时予以充分考量。从现有实践来看,我国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存在立法规范层级较低、各地标准不一、“首违不罚”和“无危害不罚”相混淆、各方环境利益难以得到衡平、限缩行政裁量权等多方面的问题,亟须明确“首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等构成要件的内涵,并从完善有关立法、厘清构成要件、明确裁量权限、规范执法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审查权。时隔不久的195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宪法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三州区划调整的《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和判决方法上大胆借鉴美国经验：但与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相比，联邦宪法法院也汲取学说和判例之菁华创造出独特的宪法解释和适用原则，为德国宪法审查原理和方法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德国的宪法审查“第一案”对正在孕育中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基于霍菲尔德权利理论的分析

通过法规范解释作业，可窥见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证人作证以出庭为原则，不出庭为例外”的线索。因质证权的确权性立法缺失，证人与被告人、法院之间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没有形成“闭合回路”,缺乏法律关系联动的制度空间。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与被告人质证权具有“同生关系”,二者在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对应的法律关系元形式是“权利”—“义务”。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义务须以质证权作为参照物，且将二者置于刑事诉讼第一性规范下的“权利”—“义务”、刑事诉讼第二性规范下的“权力”—“责任”两对法律关系元形式联动情境中讨论才具有意义。应从立法密度、配套措施、体制改革及民众意识四个方面着手，构建质证权回归语境下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以期实现庭审的实质化和事实认定模式的转型。     

论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性质与实施

老龄人口社会保障的宪法规范基础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国家目标规定，也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质平等权以及发展退休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保障社会救助权等国家任务规定。该宪法规范框架类型上归属于宪法积极规范，性质上归属于目标规范和弱行为规范。宪法积极规范的特征及其规范性质决定了其制度实施中一般实施应主要由立法机关承担，其规范实施则涉及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包括通过立法技术层面的规范设计实现具体化和通过宪法释义学层面的解释实现具体化。规范设计上应关注宪法规范实质内容和实现程序的具体化，解释上应基于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方法，关注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组织规定并借助比较法和国家理论，实现解释的融贯与协调。     

我国宪法文本之“依照法律”的含义及其内在逻辑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依照法律”的表述。通过宪法文本的解释方法，可以确定“依照法律”系指“依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中可以推断出我国宪法的内在逻辑，表明人民代表机关权威最高性和无限性。并由此可以推导出三个结论：人民代表机关无须法律制约；国家机关之间不存在充分的权力制约关系；宪法权利受法律的严格制约。     

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原则和制度体系。本文对宪法解释的作用、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特征及职权发展逻辑

本文探讨我国人大制度在组织结构、功能职权和议事程序方面的制度特征。我国人大代表结构比例需遵循“均衡性”原则;“四个机关”的性质与地位使得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功能职权具有“复合型”特点;“工作型”议事模式侧重人大常委会的运作和集体职权的行使。各级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宪法法律明文列举职权的同时也探索其行使“默示职权”的空间,各级人大常委会在探索人大制度创新空间的同时应遵循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原则。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结构组成和功能职权的上述特征体现了我国人大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也蕴藏着人大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宪法实施的中国图景

世界各国的宪法实施可分为立法审查、司法审查、专门机关审查等模式;中国宪法的实施图景,就深深蕴藏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中,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违宪审查模式并没有相应践行,"适用宪法规范解决宪法争议"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出现,学者们在认同我国现存政治制度正当性以及存在宪法实施的前提下寻求新的研究思路。我国完整的宪法实施制度包括宪法监督制度、宪法解释制度、备案审查制度、宪法日制度、宪法宣誓制度五部分内容。     

美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美国的政府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三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遵从宪法主义原则,即联邦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以保留的事权.三级政府间税权的大小则建立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税权与事权的相匹配;在税权的用税权内涵中,美国各级政府则呈现出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和管理,较少涉足基础设施建设等特点;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的空缺时,联邦政府才会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寻求达到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的目的.正是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美国政府在事权与税权的划分、用税权方面呈现出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转移立法等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平衡央地关系和地区间统筹发展,从而解决我国政府因事权与税权不匹配而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空位”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知识产权的几个深层理论问题

“无传播则无财产权”的知识产权是社会公众学习权、信息自由权的“成本”，其立法需要特别的理由；“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汉化了知识产权法中的国家责任；法律需要对知识产权的系统诠释、分析理论；系统诠释分析需要科学的方法论；系统诠释需要揭示知识产权之符合民法原理的特殊的“内在机理”；论证知识产权保护原则和限制原则；研究国家在“私法自治”下干预知识产权的责任根据；解决知识产权与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应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并由宪法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宪法解释制度

我国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一部部门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这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对宪法进行相应的解释来保障宪法的实施,保障其他的部门法不与之相悖,保障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及权威性,故而我国《宪法》67条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随着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加以研究分析,进而促进我国法治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从宪法解释本义与分权制衡理论出发,对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浅析。     

从立法听证看人大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立法听证是公民参与立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是立法机关接受人民监督的有益形式,是保障公民监督权的重要方式.我国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有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立法听证应坚持公开、公平与效益原则,以实现立法民主与科学的价值.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立法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趋势.     

论我国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是我国宪法运行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原则和制度体系。为此,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概念,确立和完善宪法解释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中存在的不同理解,对宪法解释的概念作一探讨。     

民族区域自治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

宪法规定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解释机构以外的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规定解释的案例 ,尽管为非宪法规定的法律解释 ,但仍构成活的解释案例。经验地描述这些解释案例的地位、性质与作用 ,分析它们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 ,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过程 ,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宪法、法律解释制度的实际情况。这些“活的宪法解释”案例的方法、程序、效力 ,在规范的宪法解释、法律解释制度最终确立之前 ,将继续存在。研究这些不为人们了解的“活的宪法解释” ,是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实施与法律解释制度实际情况的重要部分 ,有助于全面的、正确地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实际状况和法律解释的现状     

“宪法立法适用论”质疑

“宪法立法适用论”意在通过立法将宪法具体化以解决权利保障等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对立法权的制约,“宪法立法适用论”会造成理论上的宪法至上而实际上立法至上,基本权利也将面临被抽象肯定的同时被具体地否定的危险。此外,“宪法立法适用论”还会导致宪法权威虚置。完善我国宪法适用制度,必须贯彻权力制约的立宪主义精神,建立非由立法机关主导的违宪审查,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宪法实施中立法的裁量空间

为了最优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宪法精神,通过立法的宪法实施就必然面临立法干预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保障之间的合比例问题。宪法实施可以分为政治实施、制度实施和规范实施。宪法的政治实施之外,以确定性和客观性见长的制度实施与规范实施不可或缺。宪法规范包含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形式原则不仅赋予立法权以民主合法性,而且还支持其享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对立法的合宪性控制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立法权的自主裁量空间的范围,也即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的权衡。在德国法关于比例原则的讨论中,建立一个包括侵犯程度、抽象重力以及经验认知程度的称重指标体系,可以更理性客观地实现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这对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行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穷尽法律救济之规范分析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宪法救济的重要原则之一。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对于发挥各部门法的功能，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稳定，树立宪法权威等具有重要的作用。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在实践中具有多种适用情形，但其均遵循“穷尽”之逻辑，同时该原则在适用中面临着原则的识别与把握及宪法规范的内在逻辑等诸多难题。     

论宪法之下国家立法具体化功能的实现

在我国,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沿用多年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不无关系.其结果,将会模糊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功能界限,不利于宪法实施;构成立法不作为,虚置了宪法委托,不利于权利保障,影响公权力运行.增强立法的具体化功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之选,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当下我国立法具体化限度的保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强化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权的控制以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授权;其次,构建法的明确性原则的层级体系,优化法律规范的表述;再次,在法律施行过程中加强立法评估并及时进行监督.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私家解释”到“官方解释”的过程,目前依法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分享法律解释权。然而,此种法律解释权配置现状却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合宪性与合法性、立法与司法解释倒置以及实践中司法解释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文章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后,提出应制定统一的法律解释法、明确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及实现个案解释与统一解释并存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