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知识生产、出版与管理的体制重建

当下,知识生产的网络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它正以其内在的技术逻辑深刻地冲击着传统的知识出版与管理体制。因此,如何根据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探讨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知识出版与管理体制,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知识生产方面,应该积极推进科研网络社区建设,积极推进知识共享战略,建构全球共享的知识生产系统,通过推动知识共同体的创建实现个体生产到集体协同生产的转变。在知识出版方面,应该积极打造公共性的自助式网络出版平台,积极推进期刊的网络化转向,积极推进书籍的数字化转向,创建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知识出版与传播机制。在知识管理方面,应该建立知识网格系统,提升知识生产者的信息素养,实现知识管理的智能化,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实现知识生产的理性化、有序化。     

聚沙成塔与沙中的世界——论地方性知识的网络生长

网络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正呈现出普遍化以及向更深层度的地方性知识发展的两种倾向,但是与前网络时代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一方面个体自由的释放以及跨越地域、语言的群体合作使普遍化扩张的趋势得以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的长尾机制激发了小众生产的多元以及大众话语。崭新的知识发展谱系对网络时代下的知识观念以及具体制度提出了挑战。     

晚清司法改革中的戴鸿慈——兼论传统司法官员的知识转型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戴鸿慈在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的经历和所扮演的角色值得认真梳理与研究。戴鸿慈任职法部期间,不仅主持了法部的转型工作,还领导了全国的司法改革。但是,戴对宪政知识和司法改革缺乏了解,致使他对改革缺乏自信与远见,并一度卷入与大理院的争权斗争中。在司法改革后期,他仍然主张由法部与大理院共同分掌死刑复核权,反映了他较为保守的改革观。以戴鸿慈个案来观察并检讨传统司法官员之知识转型,可见其重要性与艰巨性。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甘南藏区地方性知识的社会学研究

地方性知识是指在一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确认、理解和保护的知识体系.在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地方性知识常常是和多元文化分不开的,相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主流文化而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都成了地方性知识.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源于地方人对自身所处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的认识,是地方人长期总结出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则和策略.地方性知识更是地方人的一种实践智慧,它有效地解决了地方人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地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并将其作为地方课程的主要内容.     

气候、资源与信仰——白族的传统知识与气候变迁

对于气候及相关天象的认识是人们自然观的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作为地方性知识存在的气候知识进行梳理,总结人们应对气候变迁过程中安排生产生活的方法与措施,是民族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在应对各种异常气候变迁及相关自然灾害方面时也可起到重要的借鉴意义。大理白族的相关地方性知识中所揭示的气候知识与资源、信仰纠结在一起的状况作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个案,为当下日趋紧张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启示。     

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广学会——一个传播帝国的落寞

广学会是由来华西人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该会自建立之日起便以书刊为媒介,以中国文入学士为对象,积极开展思想渗透活动,妄图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中国,使全体中国人之思想归化西方.清末时期,广学会最为鲜明的特征便是热衷政治、参与政治,尤其是在维新运动中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且广泛的影响,光绪帝、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等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都曾是其出版物的忠实拥趸,该会也凭借于此在戊戌年达到事业的巅峰,成为西方在华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会社.但清末时局变幻莫测,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至,广学会在对华思想渗透的策略层面和物质层面均备受打击.然而,当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改革后,广学会又重拾希望,企盼继续利用书刊左右中国的前进方向,维护西方在华长期利益.但随着新政各项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彼时中国社会环境与维新变法时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大批文入学子纷纷出洋东渡留学日本,在领受西学的同时接受了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大力编刊办报,以新文学的形式将新思想传回国内,使广学会在思想领域中遭遇极为激烈的竞争与挑战,该会对华思想渗透策略由此逐渐失灵,开始走向没落.     

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广学会——一个传播帝国的落寞

广学会是由来华西人于1887年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该会自建立之日起便以书刊为媒介,以中国文人学士为对象,积极开展思想渗透活动,妄图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中国,使全体中国人之思想归化西方。清末时期,广学会最为鲜明的特征便是热衷政治、参与政治,尤其是在维新运动中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且广泛的影响,光绪帝、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等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都曾是其出版物的忠实拥趸,该会也凭借于此在戊戌年达到事业的巅峰,成为西方在华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会社。但清末时局变幻莫测,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至,广学会在对华思想渗透的策略层面和物质层面均备受打击。然而,当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改革后,广学会又重拾希望,企盼继续利用书刊左右中国的前进方向,维护西方在华长期利益。但随着新政各项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彼时中国社会环境与维新变法时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大批文人学子纷纷出洋东渡留学日本,在领受西学的同时接受了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大力编刊办报,以新文学的形式将新思想传回国内,使广学会在思想领域中遭遇极为激烈的竞争与挑战,该会对华思想渗透策略由此逐渐失灵,开始走向没落。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对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中国传统译论一向十分关注文本,而对文本之外影响与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则少有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从多视角去审视翻译:为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不仅要研究翻译文本,还要多研究翻译现象,尤其要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在继续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同时,加强相对薄弱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此,翻译研究者必须拓宽学术视野,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关于韩中文化沟通与跨越的考察——以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现状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现状,探索了韩中文化交流的问题.目前韩中文化交流好像主要从韩国向中国流动,但这只是局限于大众文化的暂时现象.从韩流以外的其它方面比如教育和翻译以及相关书籍的出版数量来看,中国向韩国的流动是主流的.按照后殖民主义理论家R.Jacquemond的主张来看,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表层上呈现出典型的翻译不平等.当然我们不能把现在的韩中关系界定为被支配文化与霸权文化的关系.在两国文化中行使霸权的是英语圈文化,从全球性视野来看,韩中文化交流还属于被支配文化之间的交流.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到解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的张扬译者理解和阐释的权力和自由空间,都因为过于极端化地强调单一主体而无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确当的方法。作者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出发,对翻译的主体重新作了划分,并对翻译主体间性的规范性进行阐述,认为各翻译主体间的合理交往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后殖民”的殖民——对后殖民翻译理论适用性的思考

发轫于西方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近年受到国内译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分析后殖民翻译理论在我国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后殖民翻译理论应该采取的态度。     

"教育竞争"与"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的思考

由于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学校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并没有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在民族地区的学校中增加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可以使学校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会导致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竞争能力的下降.在面临保留传统民族文化和享受现代生活的选择时,我们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选择.     

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与强国之策的探索——以“Education in Japan”及其中文译本为例

“Education in Japan”由日本教育改革家森有礼1872年编辑而成,该书汇集了美国教育界、政界名士对日本教育兴国的建议,对日本教育改革产生影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华人助手任廷旭1896年将其翻译为《文学兴国策》,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对原作、译作不是停留在教育的议题上,而是由兴国而发,旨在探索强国之策.原作和译作中的各种处理和引介也与强国之策的探索紧密联系,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中国救亡图存的关系.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西学翻译中原本和译本中蕴含的强国之策,揭示了翻译和历史的互动,得出结论:此期的翻译呈现出与救国强国相联系的特点,对晚清中国在历史转型期的变法改革产生影响.     

荀学在晚清的历史命运——以晚清政府、谭嗣同、章太炎对荀子的态度为例

清朝晚期,荀学由学术领域步入了政治领域。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维新派的谭嗣同,以及古文经学家章太炎,都无一例外地拿荀子做文章。晚清政府实行科举改制,把荀子作为最高层次考试的题目,以期选拔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人才,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与此相反,谭嗣同主张变法改制,他把荀子看成是封建社会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样是反对满清政权,章太炎却尊荀,标举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实行渐进改革。荀学积极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总之,无论是排荀还是尊荀,都不仅说明了荀子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而且说明荀子在晚清的命运关乎时运和政局,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晚明士人对传统目录学小说知识的扩容——以谢肇淛为中心

在《五杂俎》等著述中,谢肇淛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知识功能的设定,以探索“稗官小说”的品评思路,从“街谈巷语”、征信的角度对《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展开评判的同时,又从“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俚而无味”等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章回小说新的知识特征。这表明传统目录学作为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知识分类的主要理论依据,构成了其进行知识类型化探索的主导模式。它也是明代士人群体之间进行知识创新性探索等交流行动的重要平台,以便明确各种书籍的类型功能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明人对通俗章回小说进行知识扩容的历史意义,应充分考虑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的显性作用与隐性制约,避免以今度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