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后警示义务--严格责任抑或过失责任?--试论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法》第10条的归责原则

1997年5月,争议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法>终于出台了,但孕育于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条A款规定的严格责任的框架之下的售后警示义务,其归责原则仍是严格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则不无疑问.本文从售后警示义务出台的背景出发,并运用汉德公式将其层层剖析,得出其是以过失责任构筑其归责原则的.     

论我国物权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确立我国物权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协调专家<草案建议稿>、<国家赔偿法>、<民法通则>的关系,并区别强制登记与自愿登记以确定物权登记机关不同的赔偿责任.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也谈郭店竹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与郭沂先生商榷

郭店竹简<老子>整理公诸于世后,郭沂先生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认为竹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今本<老子>作者是太史儋.其立论的逻辑思路是简本<老子>未曾被盗是足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理论上有根本差别→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作者不是一人.本文针对郭沂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简本<老子>可能被盗→简本<老子>是节选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理论没有根本差别→简本、今本的作者都是老聃.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公司法》修订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我国公司立法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本文认为,修订<公司法>应当兼顾一般规则与国有企业特殊规则的关系,其原则是要确立尽量与国际接轨的一般规则对国有企业区别分类,对不适宜公司制的国有企业进行单独或特别立法,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内容从<公司法>中去除,由<公共企业法>规范;对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所涉及的特殊问题可以在<公司法>中订立一些特别条款,但不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赋予它的优惠待遇;对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公司法>中增加"关联企业"的内容进行规范,并由<公共企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范有关政府与企业关系、国有股权代理行使等问题.     

《白古通记》称名考辨

文章根据大理地区碑刻铭文及云南古代地方史料全面考察了<白古通记>一书的称名,认为<白古通玄峰年运志>是该书本名;<白史>、<郡志>、<旧志>也是<白古通记>的称名之一.弄清<白古通记>的称名,有助于全面搜集相关资料,从总体上把握<白古通记>,深化<白古通记>的研究.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是相互关联而又不同层次的课题.《<儒林外史>研究史>》是评述<儒林外史>研究成果的著作,不同于<儒林外史>研究,但只有对<儒林外史>有研究的学人,方能进行《<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浅析《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这三者是完全统一的.三者具体统一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中,这就是<资本论>的逻辑.     

《子夜歌》的作者到底是谁?

<子夜歌>是<乐府诗集>中一组著名的爱情诗,按照传统的说法<子夜歌>的作者是子夜.这些说法没有史实根据.<子夜歌>讲的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爱情生活,可是每首的具体思想内容又各自不同,不像是同一人所写.有两首子夜歌可以说明子夜不是人名,不是<子夜歌>的作者.种种史实说明,子夜指的是时间,而不是人名.<子夜歌>就是子夜时唱的歌.<子夜歌>是古代民歌,它的作者是无名氏,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受压迫很深的苦难女子.     

《楚辞小史》论纲

楚辞是从楚国早期原始宗教习俗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离骚>的创作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写成的.<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作品大都出于屈原门生弟子或崇拜者之手.宋玉的<九辩>实现了楚辞主题的转换.其<高唐>、<神女>诸赋则奠定了汉赋散文化的基础.而汉初的郊庙歌辞亦源于汉乐府及其对楚辞的承传.     

《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变形记》探析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示了卡夫卡<变形记>的独特风格<变形记>的奇特构思,是荒诞与理性的精妙交织;<变形记>的认识来源,是卡夫卡独特的生命体验;<变形记>的表现手法,是客观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结合.     

委心逐辞 辞溺者伤乱——从《文心雕龙&#183;熔裁》论《离骚》的结构

<离骚>分为多少章节,怎样分,历来众说纷纭.众多学者认为它纲领不明晰.它的结构确有问题.<文心雕龙>说的"规范本体"、"剪截浮词",它都做不到;它"委心逐词","辞溺者伤乱".拿<离骚>和杜甫<秋兴>、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作品比较,不难发现,表现世乱伤心、狐疑矛盾的诗文,其结构、纲领是可以明晰井然的.虽然如此,<离骚>仍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论《老子》《庄子》中"自然无为"观点的差异

"自然无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老子>与<庄子>中虽都讲"自然无为",但却在大体一致之中表现出了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道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也更能体会<老子>、<庄子>的思想特色,以及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演变.     

《乐记》中的两种音乐美学观--《易传》和《荀子》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周易大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由具体之物构成的既定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人心与外物的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非现成性的、生成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天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不曾涉及的、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