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楚民歌”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在汉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作为楚国音乐文化代表的“楚民歌”对汉代宫廷音乐、民间歌谣的相和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     

汉代音乐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代音乐文化不仅汇集了先秦音乐文化之大成,还展现了音乐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雅俗共赏的多元性、参与人员的广泛性和很高的演艺水平等时代特征,既有对先秦音乐文化遗产的继承,也有对现实音乐文化生活的吸纳、包容。     

汉代丧礼音乐习俗及其文化背景

两汉时期,民间的乐舞祭祀活动极其繁盛,在丧葬仪式中举行盛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汉代丧礼音乐包括黄门鼓吹、《挽歌》、《巴渝》嬥歌等,为了营造隆重、盛大的丧葬气氛,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歌唱、器乐、舞蹈、杂技、俳优等,几乎都被用到了丧葬之中。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已远远超出了寄托哀思的限度,体现了汉代"厚死崇丧"的时代风尚。阴阳五行和黄老学说强调的"鬼神观"与儒家所推崇的"孝道观",是"厚死崇丧"丧乐文化形成并盛行的直接动因。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汉代音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繁荣受到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思想上看,阴阳五行强调宇宙一体化的思想促进了汉代音乐“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从汉代音乐形式上看,歌唱、器乐、舞蹈的形式都体现出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从汉代音乐发展模式上看,阴阳五行重平衡的思想下形成了汉代音乐从传统重雅乐到雅俗并存的发展模式.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音乐影响深远,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体系.     

丝绸之路对汉代音乐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开辟了丝绸之路,开启了我国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先河,在极大地丰富了汉代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西域音乐的传入也带来了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说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南阳音乐的兴盛及原因

南阳音乐文化在汉代的兴盛表现在盛大的歌舞场面、高超的舞蹈艺术、社会化的文化娱乐三个方面,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达的经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论楚声与汉乐府的“以悲为美”

南方楚声具有哀婉凄楚的音乐特征,为汉乐府的兴起创造了便利条件;汉高祖刘邦"乐楚声",大力提倡楚歌,使之风靡整个汉宫;数十年的战争经历使得汉朝人们推崇"悲音美"。本文将从楚声的艺术魅力、统治阶级对楚声的极力推崇,以及汉初人们的审美倾向三方面具体阐释汉乐府诗歌"以悲为美"的艺术特质。     

从汉画像看汉代音乐文化的转型

汉代处于封建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宽松的文化艺术氛围和汉代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偏爱,为汉代音乐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画像大量丰富的乐舞图像与典籍史料相互印证,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从音乐功能、音乐形式、音乐社会生活几个方面的较大转型。     

试论“楚声”在汉代“相和歌”中的主导地位

楚声起源于远古民歌——南音。是先秦楚国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的结晶。随着楚国在春秋时的不断发展壮大。楚声的光辉代表是屈原和他所创作的楚辞,楚辞使楚国民歌得以大量保存,为楚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称汉高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楚声在汉代音乐发展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楚声以及由楚民歌改编的歌曲、但由、琴曲在汉代相和歌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对相和歌的产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巨相和歌无论在演唱形式和曲式结构上都和楚声有密切的联系。（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歌也…     

礼不忘本 乐好楚声——汉高祖刘邦乐舞思想研究

史书关于汉高祖的乐舞史料记载并不多,只是从不同角度记述了高祖为君、为夫、为父的事迹,其中也反映出了高祖刘邦胸怀博大、继往开来,礼不忘本、乐好楚声,率性而起、即兴而歌,载歌载舞、人文关怀的乐舞思想特征。     

汉代“小儿”称谓

汉代社会的"小儿"称谓,原本指未成年儿童,亦有社会称谓取其转义,即以"小儿"称成年人者,语义复杂。其中有取亲昵义者,有取轻蔑义者。关注以"小儿"指称成年人所暗含贬损之义,有益于认识在当时通常社会意识中未成年人的地位。     

异域对话:论汉代外交活动中的“译者”

有汉一代,外交活动过渡到新阶段,逐步突破本土和东亚的地域限制,从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无论是汉朝抑或周边各国,在职官中都设置有"译官""译使",品秩虽低,但其历史作用重大。"译者"在诸多外交活动中表现突出,关于其语言翻译活动的记载史不绝书。作为沟通语言相异群体的译语人,其不仅打破了不同文明语系下交流的语言障碍,搭建了异域文明交流的桥梁,同时亦凭借自身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作为正式的外交使者活跃于政治舞台。     

汉代“良家子”考

汉代良家子是个特定阶层,他们拥有一定资产,遵循伦理纲常,是从事正当职业的人。六郡良家子因地理位置和个人素质的原因,是国家选兵择将的重要来源,政府给予他们特别优待。除六郡外,其他地方的良家子也有到官府为吏、免除赋税等政治优惠,他们有服徭役的责任,很多以钱雇佣他人代替自己服役,即使自己服役,也比普通戍卒地位为高。良家的女子是朝廷选秀的主要来源,她们或被选入宫,或被权贵之家选取,有进入社会高层的机会。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音乐在少数民族社会交往中的作用─—以南方民族和国外一些民族“乐器说话”现象为例

本文以我国南方彝、白、壮、纳西、傣、佤、苗、瑶、黎、高山等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同时兼引国外一些民族材料为参照,对“乐器说话”这种文化现象展开分析讨论。通过“乐器说话”现象,说明人类音乐最初的产生并非仅出自于音乐的目的,音乐与语言具有同源关系,从而使我们对早期音乐的社会功能,对音乐以及艺术的起源,对人类文化的历史演进规律有更新的认识和了解。     

汉代“葆”身份补正

汉代的"葆"是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出入关塞简中的"葆"不能以"担保、保证"作解。从身份上讲,当时"葆"的身份不是秦代"葆子"的延续,他们虽然与"庸"身份相近,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而是一个身份受到较强限制的依附阶层。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认识汉代军队中"卒妻"的真实身份,有益于了解当时的军制结构与边塞社会。不论"卒妻"在"兵制"的正常规范下是否进入军队正式编制之中,她们参与军事生活和战争实践的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     

汉代“大车”考辨

一般认为,先秦至汉代文献中的大车皆指牛车。但在出土的汉代简牍和遣册中,大车皆与马搭配,指四马或六马拉的形制较大的车,这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述和经典注疏的解释有很大差异。全面考察出土文献、文物和经典文献,可知汉代的大车应泛指形制大载重大的车,在其产生之初就既可驾牛,又可驾马。二者的区别在于,马车多载人,牛车多载物,且搭配的量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