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张舍人往江东》作者考辨

刘文刚同志《孟浩然佚诗新辑》(见《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收孟浩然佚诗二首,佚句一联。他把《送张舍人往江东》一诗,作孟浩然佚诗辑录,值得商榷。 (一)《送张舍人往江东》作孟浩然诗,并非刘的发现。所谓“新辑”,其实是失于搜检。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早已据《又玄集》辑     

让历史进入美的王国——《屈原》创作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史剧创作的一代矫岳,他从“五四”诗创作爆发期开始史剧创作,到抗日战争时期接着出现了史剧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悲剧代表了他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历史悲剧《屈原》则是他艺术发展最高阶段的冠冕。     

从《湘累》到《屈原》

屈原的悲剧形象,曾经两度出现在郭沫若的笔下。一九二○年写了独幕戏剧诗《湘累》,一九四二年又写了五幕话剧《屈原》。郭老一生,作剧二十(我把剧诗也算在里边),而获得这种一写再写之幸的历史人物,除了聂(?)姊弟(剧诗《棠棣之花》、话剧《聂(?)》、话剧《棠棣之花》),也只有诗人屈原了。《湘累》是五四时期诗名远播的《女神》中的一篇剧诗,《屈原》是他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的压卷之作,创作时间相距二十余年。那么多年以后旧题新作,自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想就两篇作品从悲剧的诗到诗的悲剧,作一些探索。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系列历史悲剧的发端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随着抗日战争民族斗争的烽火走向了成熟的阶段,以其战斗的风格,悲剧的艺术,磊筑起了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六大历史悲剧的第一部。它的成功,迎来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成为作家大型历史悲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显示出作家历史剧艺术的独特风格。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第一,还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邓演达,“准委郭沫若为副主任”。这时,郭沫若在汉口,革命军正处攻占武昌的前一     

关于郭沫若佚文《序<情虚集>》

在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解放前的旧报纸时,发现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的重庆《大公报》上有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题目是《序<情虚集>》。这是该文的第一次发表。《情虚集》是田仲济先生的一本杂文集,它于一九四二年春夏间辑成,翌年二月由重庆东方书社出版。郭沫若的这篇序文(作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即初收于该书中。但在郭沫若的各种单行本和解放后出版的《沫若文集》中,均未收入此文。一九八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谱》和一九八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谱》中,也均未提到郭沫若的这篇佚文。     

许慎生平事迹考辨

许慎(公元54?——149?),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他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清,王谟辑)、《淮南子注》(清,孙冯翼辑)、《五经通义》(清、王仁俊辑)和《汉书许义》(清、王仁俊辑)等。许慎因《说文解字》著于世,故历代一些经学家、小学家和书法家曾对其生平事迹有所论述。今根据诸家论述,特对其籍贯、生卒年代及经历等项略加考辨,而就教于大方。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

曹禺的悲剧观似乎迄今无人深入论及。其实,在曹禺早期创作谈,如《雷雨·序》、《日出·跋》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雪泥鸿爪、吉光片羽般阐述悲剧的言论。我们还能查出较为完整地反映他悲剧观的文献。这就是1943年,曹禺在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所作的、题名为《悲剧的精神》的一次讲演(载《半月文萃》二卷二期,1943年8月)。曹禺作这次讲演时,他的五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都已相继完成,他已积累下了相当丰富的悲剧创作经验。因而这篇讲演对我们理解他的悲剧观念,进而研究他的悲剧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什么是悲剧?曹禺说得十分清楚:     

关于郭沫若“万事请从隗始耳”一诗的出处问题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这是郭洙若的一首七绝,原附于《抵制日货之究竟》一文的末尾。《抵》文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黑潮》第1卷第2期。《郭淋若著作选读》和两种《郭沫若年谱》都说这首无题诗原附于《同文同种辨》的末尾,那是搞错了。发表《抵》文的那一期《黑潮》上还确署名郭开贞(即郭沫若)的论文《同文同种辨》和署名开贞(也是郭沫若)的新诗《风》。《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夏社原是五四运动后,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几位留日学生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郭沫若曾这样回忆道, 在那年(笔者按:1919))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学生的时代》单行本第55—56页) 《抵》文的署名即由此而来。笔者曾查阅过《黑潮》的《抵》文,其中有五四运动前几年多种     

论悲剧写作的审美价值

悲剧,作为审美范畴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当美的事物毁灭之时,悲剧便应运而生。何谓悲剧?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诗学》第六章)法国美学家狄德罗、俄罗斯文学家别林斯基和德国剧评家莱辛,都把骇人听闻的事件、不幸和苦难归入到悲剧的范畴。鲁迅则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蜂塔的倒掉》)以上悲剧论述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把悲剧看成是美的有价值的事物的毁灭,看成是悲剧艺术的基础和实质,这对于悲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审美价值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论李秀成——兼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李秀成曾经作出种种评论。有人说《李秀成自述》“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有人为他的牺牲发出了“英雄碧血洒黄沙”(郭沫若:《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序》)的慨叹。有人肯定他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支柱”,“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诚和高度的勇敢”(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50页)     

从《春蚕》看郭沫若前期的文艺观——兼谈泛神论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的文艺观,受到泛神论哲学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的支配和影响,而通过前期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表现出来。一九二五年结集的《文艺论集》,是诗人直接阐述自己对文艺的见解,而他前期的诗集《女神》、《星空》等,又是诗人对自己文艺思想的实践。《春蚕》呢?则不仅是他文艺思想实践的产物,而且是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用诗的语言直接显示诗人前期文艺观的一篇重要诗作。(收入《女神》被删节)尽管这一篇不足以概括郭沫若前期文艺观的全部,但它确实是用郭沫若所特有的诗句,表达了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透露出郭沫若的泛神论在文艺观中的印痕。     

排比句模仿秀

典范文原型1.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老舍《养花》) 2.时间是生命,时间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科学的春天》) 3.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往祖国的万里海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

莎士比亚几出著名的悲剧,都是借用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它又不同于他的历史剧,那么他的悲剧和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给以一个界说呢?匈牙利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1971)称他的历史剧为“国王剧”,认为他的悲剧是脱离了“狭隘主义”以“高度集中的形式去刻划”“过渡危机时期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这些悲剧人物都是这一……时期最雄伟的历史典型”,他说这些悲剧是具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历史性”。《哈悔业特》的主人公是一个王子,《李尔王》中的李尔王更是一个当权的国王,《麦克白》一剧的主要人物仍然是篡夺了王位的国王,这与历史剧有什么区别,按照卢卡契的说法,它们仍然是“国王剧”,使我们无由分辨。他把悲剧仍然局限在历史的范畴,     

略论郭沫若诗歌的艺术个性及其它

由于诗集《女神》,郭沫若获得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而和鲁迅分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潮流的前锋。虽然如此,但看来他似乎无意固守在浪漫主义这个领域之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艺术之路,而不顾别人的忠告与惋惜。不少研究郭沫若诗歌艺术个性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浪漫主义最适合他的艺术个性,他应该永远浪漫下去才对。黄侯兴同志所写的《郭沫若的新诗和他的艺术个性》(《现代文学讲演集》)一文,就反映了这一     

论《雷雨》的戏剧冲突与艺术结构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 ,最初发表于 1 934年《文学季刊》第三期上 ,巴金是《雷雨》的发现者 ,是他把剧作披露于世。巴金在阅读初稿时曾“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 ,而且为它掉了泪”。 (见《蜕变·后记》)《雷雨》的问世 ,轰动了当时的文艺界。当时远在日本避居的郭沫若撰文称赞 ,“《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见《沫若文集》第 1 1卷 1 1 3页 )直到 45年后的 1 979年 ,茅盾在回忆文章中还以“当年海上惊雷雨”来赞美《雷雨》的演出盛况。中国历来只有戏曲 ,曹禺广泛吸收西方戏剧优点 ,又融进民族生活。《雷雨》的诞生是话剧艺术在中国…     

谈郭沫若与郁达夫的友谊

郭沫若同志在《望远镜中看敌人》中,是这样评价郁达夫一生的:他不仅是“一位有才华、有学识、有良心的作家”,而且“一直在反抗旧社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位倔强的战士。”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郭沫若同志以赞颂的口吻说:“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500页)     

论历史剧《屈原》的艺术结构特征

《屈原》是郭沫若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的得意之作,他既得意于成功地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戏剧化,典型化,更得意于剧本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郭沫若在《屈原》的创作构思过程中最感困难的不是主题的提炼,不是屈原思想性格的把握,而是如何安排情节,结构故事,以便有效地表现主题,塑造形象。他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一文中说:“怎么写法,怎样才可以写得好,却苦恼着找”。屈原“三十多年的悲剧历史,怎样可以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