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中国古代民间慈善救济事业的变迁及作用

慈善救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保障手段,主要分为官办慈善和民间慈善两类.民间慈善作为官办慈善的有效补充,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对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深有启发,也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     

"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研究——治理理论途径的建构

通过研究＂官办＂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官办＂行业协会运行及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指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发展的可能路径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并提出从治理理论角度来构建其新的发展模式。     

阻抗:官办社团与政府关系的新诠释

当话题从“政社分开”具体到“政府建设与社会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期,同时也陷入了新的困境期:如何把本属社会的事务还给社会?这些事务由谁承接?承接主体若是由政府培育或主导成立,可否用“官办社团”的概念?它与政府的关系有何特性?本文尝试引进心理学的“阻抗”概念,分析官办社团社会化过程中与政府关系建立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动力和阻力。也正是因为同时具备动力和阻力,才得出结论:这种关系是处于阻抗的合作与互补。     

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政府鼓励和推进的事业,也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目前,官办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要思考如何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推动民间慈善和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使慈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特点

中国公民社会对其参与方式的运作及对公民理性认知和公共精神的引导培育,正潜在地改变着公共政策过程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影响范围的不均衡、官办组织与草根组织的影响方式不同、人民团体的影响力凸显以及媒体曝光引发的政策参与效能趋强等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公民社会实际参与和影响政策过程的客观情势,透视了继续推进具有民意基础的政策过程良性运行的工作面向。由此,在追求和实现政府善治和社会和谐双重发展目标的当下,对这些特点的分析和阐释显得尤为必要。     

熟人社会及其根治的社会政治学分析

"熟人社会"既是传统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践行的直接结果.中国转型期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 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破坏、公民精神的瓦解.根治熟人社会的遗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唯有通过现代国家建构、成熟市场发育、公民意识培养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才能够尽快地消解熟人社会.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社会审计由半官半民办将来转变为民办的必然性和条件

我国的社会审计应该由谁办?是半官半民办(实际是官办),还是非官的纯社会办即民办,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至今未能得出正确答案的问题。实际工作者一般主张,我国的审计事务所应该由半官半民办。挂上官的招牌才行得通。认为民办的主张,不仅现在不行,今后也不可取。许多理论工作者的意见与此相反,认为审     

明代官办医学研究

明代的官办医学,分太医院和地方官办医学。太医院除满足宫廷需要外,还担负考选全国医官的任务;地方官办医学,平时救疗贫病军民,荒疫时参与政府组织的救疗活动。特别是官办医学还担负着诊察各级官吏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决定其病退、病休、康愈复任等的依据。官医对官吏有一定监督作用。官办医学对稳定社会及推动社会医学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医学发展,亦有很大作用。     

从依附到重塑——工会与政府的角色关系分析

从官办社团到非政府组织,工会的政治色彩淡化,社会色彩加重。经济的发展使工会不再具有"革命"的外衣,但不表示工会从此退出;相反,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要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工会角色也需要重塑,相对独立于狭义的行政体系,形成足以与之博弈的力量,同时与政府密切合作。在现今中国,受到强政府和一党统治模式的影响,合作博弈是像工会这样需要改革的官办社团与政府合作的理想路径选择。     

宋代官办慈善事业述论

在儒家"仁政"、佛教功德与福田思想、稳定社会的现实政治需要的综合作用下,宋代官办慈善机构设置健全并制度化,设有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慈幼局、漏泽园等,其救助范围广泛,涉及人的生养病死。尽管带有较多的"恩赐"性质,但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的制度化,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看单位制解体与社会关系重构

单位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进入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以机械团结为主要维系纽带的单位制以极大的冲击。通过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视角,可以看出单位制解体后以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有机团结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发展方向。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康有为的近代工业化思想

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主张顺应时代潮流, 以工立国。他认为, 要实现工业化,首先要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作一番彻底的改造。同时,他把民营企业和官办企业相比较,认为民营企业更有效率, 也更能充分利用社会资金, 因此, 他主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应以民营为基本道路。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康有为特别注重人的作用,认为人是推动工业化的最根本力量。同时, 在他看来, 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 人的充分发展才是真正目的, 而工业化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成为历代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古代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为了维护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根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地推翻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改革.     

试论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路径依赖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路径依赖的产生源于旧体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而打破"锁定"状态除了从自身寻求出路外,往往还要借助于外部效应。这一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中国社团的官办特性说到底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路径依赖,倘若对造成社团官办特性的种种路径依赖因素进行有意识的制度创新,将有助于减少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使我国的社团更能朝着良性的轨迹发展。     

农产品行业协会:官办向民办转制——以上海市饲料行业协会的改革为例

一、研究背景介绍 (一)问题的提出 农产品行业协会作为近年不断涌现的农业领域的行业性组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农产品行业协会的组建方式看,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即官办行业协会和民办行业协会所谓官办行业协会,是指由政府官员组成协会主要领导集团,在运作中呈现官方意志的行业协会;所谓民办行业协会,是指由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组成协会主要领导集团,在运作中呈现民间属性的行业协会。官办行业协会曾是中国行业协会的主流形式。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各种民办行业协会不断产生,并日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鉴于官办行业协会所存在的一些弊端,许多地区都开始了对官办行业协会的改革。但是,究竟如何改革?相关的制度规则如何制定?改制后的运作效果如何?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的个案研究

作为官办NGO的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在调解消费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开辟了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效能,而且还进一步融洽了社会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消协”为样本的官办NGO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协调功能,是任何政府机关和纯民间组织均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积极创设其良性运行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