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申遗"甘肃段旅游形象的设计与推广策略

简述了丝绸之路及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把丝路沿线六省区的48处申遗景点分为六大旅游区.通过对甘肃段11处申遗景点、地方性、旅游者感知、市场竞争替代和已有形象定位的分析,确定了甘肃段旅游形象总体定位,基于形象定位就宣传口号、人一地感知形象、人一人感知形象进行了系统设计,对甘肃段旅游形象的推广进行了研究.     

关于汉字“申遗”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海内外不少部门、团体、学者或文化人士,都一再提到要为汉字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此事听起来似乎很好,但从申遗的条件和汉字本身的状况来看,汉字还不必申遗,申遗也不利于汉字的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理清汉字的家底,开展古今全部汉字的发展演变及其字际关系研究,使汉字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是两岸学者共同的责任和较为紧迫的任务。     

河南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考察河南省古文化遗址资源概况,解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则,借鉴国内外申遗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河南省古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方案,并提出＂理性看待申遗,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新理念。     

简析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是大运河最重要的河段之一。杭州段运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江南水文化遗产的长廊,拥有极为丰富的水文化遗产。运河水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类: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和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和开发,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起一套成系统、体系化的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档案资料;二是依托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程,推进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三是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从京剧申报“非遗”角度解析其文化传承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文化自觉论、教育传承论、法律制度论等观点入手,以京剧为案例分析其流传的时间、空间交互作用和表现形式,剖析了京剧“三元合一”的特征、四大流派以及相应代表人物.研究认为,需要辩证看待京剧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作为一个文化标签,只有结合古老和现代并适当改革,才能真正从非遗中得到传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起点、过程和终极目标、价值关怀等方面完全不同.应该善于运用法律和吉尔兹“地方性”表述知识,辨析和传承真实有意义的文化遗产,切勿跟风赶潮地将“申遗”变成一个闹剧,那样将是“文化遗产”运动的悲哀.     

珠算:拨动之间有乾坤简

在经历了5年漫长的申遗长跑后,中国珠算被列入联合同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论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

科学界定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是法律有效保护的关键。本文从比较法角度,论证了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应包括精品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文化遗产。     

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文本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在申请世界遗产风越刮越热的现在,西湖文化景观的申遗成功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申遗文本符合OUV Report和Gap Report的分析和要求,从整体和细节上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杭州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可能性。从生态翻译学这个全新的视角来西湖申遗文本,有利于增加中国今后在申请文化景观类型方面的文化遗产的成功率,对于我国以后的申遗之路,国际化之路乃至可持续发展之路都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借鉴意义。     

论红旗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策略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突出的普遍价值"是衡量某遗产能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标准。实践中,它不仅要求遗产满足相关的具体要求,还要求其真实性得以证明,且存在有效的保护管理体制。红旗渠申遗的关键即在于证明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因此,首先应确定红旗渠以"文化景观"类遗产参加申报的方针;其次要在理论领域深挖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及其普世价值,以证明其真实性;此外,还需科学规划论证,以建立针对红旗渠的有效的保护管理体制。     

丝绸之路申遗中国段旅游形象设计与推广策略——基于陕西段西安旅游区的视角

简述了丝绸之路及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把丝路沿线6省区的48处申遗景点分为六大旅游区,在此基础上对陕西段西安旅游区进行了旅游形象设计和推广研究:通过对西安申遗景点、地方性、旅游者感知、市场竞争替代、已有旅游形象定位的分析,确定了西安旅游形象总体定位;基于形象定位就宣传口号、人-地感知形象、人-人感知形象进行了系统设计;最后提出了旅游形象的推广策略。     

人类学空间视角下“申遗”实践的反思——以永顺老司城为例

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其由世界教科文组织创设并推广以来就贯穿着空间的维度。人类学关于空间的研究不仅注重空间的客观存在,更注重空间的主体经验,特别是空间生产的权力及实践机制。从人类学的空间视角反思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申遗”实践,可以发现外部观察者和传承主体在遗产定位上存在观念冲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应回归传承主体的本土视角。     

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思考——以麻将文化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待文化遗产具有辩证统一性,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倡导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和谐性,坚持文化遗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科学认识争议性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统一,精神和物质的价值结合,传承到创新的价值提升,糟粕变精华的价值转化。麻将在申请非遗保护中最具争议性,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来分析麻将,从文化哲学高度论述该争议性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用文化生态学方法论考察其生存境遇,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对我国争议性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清明与文明

“清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淳风化俗的特殊印记,是一种通过怀念反省的精神遗存来提升人性善良与美德境界的追思节El。近年来,社会上将清明作为民俗遗产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很高,往往是继承了“遗产”却遗弃了“文化”,对清明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怀关注不够。与其清明“申遗”,不如给清明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恪守文明的底线,借助清明文化的内涵,升华我们文明标准的底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进展

世界遗产发展经历了制定保护公约,公布遗产名录,建构全球战略,申遗趋势蔓延,遗产保护成风的进程。近10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包括制定公约,普查、整理、入选各级代表作名录,颁布相关法规,建设传承人保护示范基地,进行学术交流,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     

论文化遗产权

文化遗产权是个人、团体及国家等权利主体对文化遗产的享用、传承及发展的权利。鉴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互为表里和相互依存关系,文化遗产权不宜机械地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由于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和属性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密切关系,文化遗产权的行使也受到公共利益的极大限制。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需要以公法加以规范与保护的公权。     

“后申遗时期”的红瑶服饰保护研究——以晒衣节为例

红瑶服饰是红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作为红瑶族群唯一一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项目,在新的"后申遗时期"来临之际,本文从"节日"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的角度探讨红瑶服饰在后申遗时代的保护与发展,通过田野调查方式持续关注其申遗成功后的命运,以期为相关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对于具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来说存在本真性问题,而对其他人来说具有共享性特点。对于这些文化属性的准确认识,可以为我们解决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借助这个文化规律,为人类社会寻求一个超越物质独占、消弭由物质独占造成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纷争,并成为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世界和谐的有效途径。     

价值、困境与路径：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探赜

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重要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文化、立德求知、艺术审美、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存在着法律保障尚未完善、人才支撑瓶颈突出、发展战略规划落后、申遗工作停滞不前等现实困境。因此,坚持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多渠道强化专业人才支撑、系统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全力推进申遗工作进程是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来发展的实践路径。实现中国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背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国际经验与澳门实践

澳门回归及赌权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受到博彩业一枝独秀、经济结构单一化问题的困挠。2009 年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澳门做出了“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2005 年7 月,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澳门申遗成功为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将文化遗产作为一项资源进行开发与保护赋予了新的意义。在对澳门文化保护立法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对2009 年特区政府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