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董事长两职合任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

董事长与 CEO两职的合任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焦点问题。关于董事长与 CEO两职情况的争论可归为委托代理理论与现代管家理论、“治理型”公司与“管理型”公司的争论。各国的治理准则都倾向于采取两职分任的做法 ,但有关两职情况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中国上市公司外部环境尚不成熟 ,外部不确定性强 ,建议采取两职分设的董事会领导结构     

成都与成都人

成都是府。成都是天府。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有什么。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

三界寺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管辖的十七寺之一,位于今敦煌莫高窟第16窟前面,即敦煌莫高窟下寺。公元900年前后,甘州回鹘攻打敦煌,三界寺及其藏经被焚,905年张善才主持修建了三界寺。五代时期,张道真在担任三界寺观音院主、法律、僧政、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三界寺藏经来源有抄经、供养经、修补古坏经文,敦煌藏经中存在的经卷大量重复就是这个原因。     

刘劭的名实观研究

在刘劭看来 ,名 ,指某人获得的人才称号或官职名号 ,实 ,指其人的实际才能、德行或具体政绩。名实相符就是指人才的才能、德行与其人才称号相一致 ,官吏的政绩与其官职名号相一致。名实相符的前提是“质于理合”;实质是才 (才能 )与职 (职位 )合 ;标志是“能”与“任”宜 ;保证是“以实检名”     

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

文章对现代学界纷呈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作了表述和解析,并通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所推动的20世纪显学——“敦煌学”的文化现象考察“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的学说,解读了敦煌文化遗存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种种同比性,进而论证：中国“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成都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时间在1944年1月,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此外,该文首次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     

西夏手工工匠考

西夏手工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如畜牧业发达,与之相适应的毡匠、毛锦匠、鞍匠等便应运而生;由修建寺院装饰佛窟而兴起石匠、塑匠、画匠、垩匠诸行业,并经久不衰;敦煌等地自唐五代以来就种桑养蚕,故有丝织业诸匠的出现。     

智对动物联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朋友聚会,言谈之间,他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抨击。一次,苏东坡回京办事,王安石请他到后花园,说：“东坡兄,今天我们不谈政事,专谈楹联好吗？”苏东坡微微一笑,说：“请王大人赐教。”     

唐代度支使出现时间的探讨

唐代掌管财政的官司,按照武德时的职官建制,主要有户部、司农寺和太府寺.各司官有常员,员有定责,从财政经济上维系着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可是,到唐玄宗统治时期,“财货之任,多专置使以主之,不独归于台阁”.这种使职与上述财司官员有所不同,他们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不受吏部铨选的限制;没有品秩,而以所带台省寺监衔以表示官资的崇卑;僚属自辟,没有一定员额.有唐一代,财政使职约计四十多个,度支使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本文仅就有关度支使出现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     

《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辨正

何剑丽、黄大祥二位先生在《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中辨释了九则语词,其在语词考辨释义上不乏精当之论．如对“谈许”、“当情／辟情”等语词的辨释。但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辨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结合敦煌写本原卷影印资料,运用训诂学、音韵学及汉语俗字研究的新成果,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辨正了《辨释》一文中“心点点”、“割缚”、“该论／口该”及“抛敲／抛直／抛挟”四则释义。在汉语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地识读文献,选择最好的善本。就敦煌文献来说,从事研究一定要核对原有写卷,要对敦煌写卷有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特别是做敦煌文献语言文字学研究。黄征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要论》中提出了研究敦煌语言文字学十条必须注意的方面,即：1．必须具备深厚扎实的训诂学根底;2．必须具备俗语言文字材料的考证能力：3．必须注意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发：4．必须精通敦煌写本的书写、校勘符号系统：5．必须大量阅读敦煌写本原卷真迹资料;6．必须熟悉所涉敦煌文献的基本内容;7．必须掌握敦煌文献资料的目录检索：8．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9．不得妄改敦煌卷子原文：10．不得臆测文意随便发挥。这些方面当为我们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原则,然《辨释》一文或多或少远离了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运用前人汉语俗字研究的成果,试着从传统训诂学、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词汇学理论角度出发,对《辨释》中的几则词语考释予以辨正。     

五代时期敦煌净土寺收支账目初探——基于P．2049号籍帐文书的考察

P．2049号文书为敦煌净土寺直岁僧于后唐长兴二年（931）所作的收支决算报告，作为一件典型的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该文书详细记录了净土寺该年收入、支出的各种账目。无论是收入账目，还是支出账目，尽管都存在一定误差，但从会计学的角度考量，仍然称得上精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支出账目都蕴含丰富的内容，诸如各项收支的来源、途径、性质，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敦煌佛教在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世俗化倾向，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的全貌。     

寺与塔--佛教文化与汉语词汇关系管窥

寺与塔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建筑。“寺”与“塔”是梵文的意译、音译 ,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的漫长过程中 ,表示寺与塔的相关词语也逐渐产生 ,有的完全融入汉语 ,成为地道的汉语语素。     

王建生平事迹考(下)

九为殿中待御史和太常丞时间考王建所任京官,除太府丞、秘书郎、秘书丞外,又先后任过殿中侍御史和太常寺丞两职。辛文房《唐才子传》将王建所任之“殿中侍御史”误作“侍御史”,云:“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实则,王建所任为“殿中侍御史”,而非“侍御史”。王建曾任殿中侍御史。张籍有《寄王六侍御》、《赠王侍御》诗,“王六侍御”和“王侍     

夜读随笔(四题)

挑灯夜读,时有所感。或得,或惑,或喜,或忧。常信手录下,以志不忘。今择四题,总冠《夜读随笔》,按写作先后罗列于下。不敢苟同——读《古堡》与《致“铁匠”曹文轩》周晓在《致“铁匠”曹文轩》一文中说;“《古堡》和《海牛》都写得空灵”。但我细细读了《古堡》(恕我避开《海牛》不说),留在脑际的感觉却不是“空灵”感,而是一种不真实感。小说的开头似乎写得有点儿玄乎:那山“对于孩子们,不,对这山下的全部居民,它却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量——据老人们说,就在这云雾漫漫     

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大安国寺由玄宗的父亲睿宗舍宅而立,在开元时期(713-741)汇集了各种学派的僧侣,成为长安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表明,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人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这件文书也为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王石的创业故事

简介：王石，男，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本科学历。1968年参军，服役于空军汽车三团：1973年转业，就职于郑州铁路水电段：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州铁路局、广东省外经贸委、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1988年起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现任公司董事长。     

《敦煌氾氏家传》与先周世系

先周世系,尤其是后稷、不窋的父子世系,自司马迁以降,争讼不清。争讼的焦点,围绕《史记》形成“世后稷”“夏之衰”“失代数”三个中心问题。敦煌遗书S.1889《敦煌氾氏家传》的重见天日,为解决这一争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氾氏家传》大致为前凉或隋唐初期作品,在时间上比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还要早一些,因而更具价值。通过传世文献、敦煌文献考察,认为虽然西周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数阙失,但代数的阙失与后稷、不窋父子世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后稷、不窋之间的父子世系可信性较强,《史记》“后稷卒,子不窋”的说法仍然可靠。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各寺均设有法师     

莲性寺东园考

“莲性寺东园”,位于瘦西湖南岸,园门与五亭桥对峙,始称“贺园”,园在莲性寺之东,所以又称“东园”。“东园”久废,然“莲性寺”、“云山阁”、“白塔”尚存,这里是瘦西湖风景区建设较早的地方,也是扬州历史上的文化之区。一源远流长的莲性寺“莲性寺”原大门南向,主体建筑于白塔之南,清代早中期这里原有两个寺庙,法海桥对面原为“关帝庙”,“关帝庙”西为“莲性寺,寺南建殿,寺后建“白塔”,(见李斗《扬州画舫录·桥西录》)原“莲性寺”今已不存,今日的“莲性寺”是清光绪中叶后重建的。其方位改为原莲性寺之东,面东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