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在心中

三个人在砌一堵墙。有人过来问:“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答:“没看见吗?砌墙!”第二个人抬头笑了笑说:“我们在盖一幢楼。”第三个人边干边哼着歌曲,他的笑容很灿烂:“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的城市。”十年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砌墙;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中画图,他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呢?他     

我国农村改革历史阶段划分问题的探讨

中国官方习惯用价值判断的直线式描述法,把农村改革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或“三步走”,尚不足以全面客观地反映这一复杂、曲折、且多变的真实过程。本文带着“问题意识”和“从下往上看”的立体式多维视角,把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年到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高发期;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快速推进的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中国农村教育观的变革

今天 ,中国农村教育观正经历从“工具论”到“本体论” ,即从“功利性”到“教育性”、从视教育对象为“手段人”到“目的人”的发展过程。这是一种“质”的变革。这一历史进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192 1— 1977年 ,为农村教育受“教育工具论”主导 ;第二个时期为 1978年之后的 2 0年 ,“工具论”遇到挑战 ,但仍没有摆脱“教育工具论”的制约 ;第三个时期为跨世纪时期 ,农村教育开始向“主体论”回归。农村教育从“阶级斗争的工具” ,到以“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与能力”作为根本目的 ,这是农村教育从“功利性”到教育性回归的质变 ,是中国教育的跨世纪觉醒     

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篇章中,记叙着我国三次较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的状况。第一次是1958年——1960年,这次大约有25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但由于超越了城市承受能力和农业的极度萎缩,不得不在1961年——1963年被迫使2000万劳动力从城市逆转农村。第二次是十年“文革”期间,一方面强制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另一方面又从农村招用大批劳动力进城,结果劳动力的交叉对流既造成社会的紊乱,又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以上两次劳动力的转移都是在极不正常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第三次,也     

我学挑水

前些日子,从电视上看到我省往昔一些缺水的农村,如今也用上了自来水,不由想起四十年前自己的一段经历。 那是1960年,省里抽调一批机关干部下农村参加“反五风”工作队,我也在参加之列,而且恰好被安排到我省较贫穷的县份之一——临县。由于我从小在城市中长大,是典型的“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又从学校门到机关门）干部,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舒适生活,不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能说得过去吗?所以,当单位领导宣布下乡干部有我后,我二话没说就做好下乡的充分准备。我们这个“反五风”工作组共有五个人,组长是省军区一位现役军官,其余四人,三位是省气象局     

来吃饭的是父母

周末他请三个人吃饭。两位是他的上司一位是他相识多年的朋友,中午他打电话和他们联系,他们每个人都说：“没问题。”于是他在酒店定好了包厢,并提前半小时赶到。服务生问他：“现在上菜吗？”他说：“上。”服务生问他：“标准呢？”他说：“当然是680元的。”     

城市人民公社解体原因初探

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而城市人民公社却解体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后者为何提前解体？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导致城市人民公社难以为继;二是国民经济调整致使城市人民公社由衰而竭;三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沉默无语引致城市人民公社在中央层面上的“不了了之”,而地方层面上却以“名存实亡”形式解体。     

残疾养母嘴对嘴“吹气”拯救重病弃婴

她41岁,是一位普通农妇,一生命运多舛、屡遭不幸,三年前上天赐给她一个盼望已久的“儿子”,虽然小家伙患有多种严重的先天疾病,但是她依然对这个男婴不离不弃,倾家荡产地带着孩子四处治病。他,大概3岁,是个患有严重唇腭裂和三种心脏病的弃婴,因为先天的疾病曾让他两度被人抛弃;三年前,上天让他碰上了她,一位善良的养母,在脆弱的生命即将凋零之时,养母用无数次的人工呼吸将他继续留在了人间。2005年12月,在社会的帮助下,孩子成功接受了心脏手术;2006年4月26日,养母在医院拿到了“儿子”“术后一切正常”的检查报告。医生说,是“妈妈”撼天动…     

正路、弯路、“回头”路

本书收集了 1 980年以来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部分文章 ,也有少量是工作中的讲话。由于大部分内容与农村产权问题有关 ,故取名“农村产权问题研究”。回顾农村 5 0年走过来的“路” ,从产权角度看 ,从农民实际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角度看 ,从农民高兴不高兴的角度看 ,是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走了三种“路”。土地改革以后到合作化前为一个阶段 ,是一种“路”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为一个阶段 ,是一种“路” ;改革开放 2 0年为一个阶段 ,又是一种“路”。从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前这一阶段来看 ,这一阶段 ,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实现了从无产者…     

试论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一直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性质 知识分子的性质问题,是能否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不是轻易下的。1977年5月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中指出: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8年邓小平同志     

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与杨福新同志商榷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本来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无需再争论的了。但是,杨福新同志撰文质疑:“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吗?”他并没有论述这条道路同世界革命的关系,显然是指中国革命问题而言的,即: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值得商椎的。作者说:“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走了不同的革命道路。”他把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道路划分为1927年前和1927年后两个阶段。他认为1927年前的“北伐战争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采取‘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斗争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种斗争形式是可行的。”作者引用了毛泽     

农村社会发展与基层行政领导的变迁

世纪之交,中国吹响了“开发大西部”的号角。从形式上看,开发西部是为了解决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从实质上看,它也是应付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映。我们应当看到更大的一个地区差距出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实现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也提到了议事日程(第一次为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第二次为     

旧观念导致新一轮“重男轻女”

最近发现,从农村到城市,从高龄老人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老人”,“重男轻女”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也不仅仅表现在第三代是男是女上。最近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调,城市中的重男轻女现象并不比农村少。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陆学艺教授谈农村形势和农民问题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农村形势和农民问题?最近,我院党委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教授做了专题报告.陆学艺认为,1987年他提出的“农村经济形势是好的,农业形势严峻,粮棉问题紧张”这三句话,现在仍是恰当的.他指出,看农村形势首先要肯定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农村的基本政策、措施符合农村实际,是正确的,成功的.比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     

试论“后天城市人”

在中国大地,客观地存在着城市人和农村人。在城市人中,又有着“血统城市人”和“后天城市人”的区别。人们只要略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后天城市人”不论从政治态度,思想情感,作风素养,还是从处事方略,生活方式,培育后代,都同“血统城市人”有所不同。对“后天城市人”这一事实上的特殊群体,进行探讨分析,无疑对于组织人事工作,对于思想教育工作都大有裨益;对于“后天城市人”正确认识自己,继续前进发展,也大有好处。     

温州“新农村”迎面走来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欧洲”和“非洲”两个世界的比喻,是城乡差别之大的代名词。温州经济的起飞是从农村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活力也是从农村先发的。但是,温州的城乡差别一直以来仍是比较明显的。党中央、国务院号召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是通过建设和谐社会,逐渐消除城乡差别,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得到实惠。温州也不例外。市委书记王建满在最近的一次专题会议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中央的大战略与温州农村发展的小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设计新载体,力求新突破。他要求,一要以改路、改水、改厕和垃圾集中处理为重点,认真开展一场农村“环境卫生革命”。二要“攻三通、破三难”。“攻三通”,就是通路、通水、通电,重点要搞好农村交通网、饮水网、供电网等三大基础设施建设;“破三难”,就是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就学难”、“养老难”问题。三要推进一场“千村千企结对共建”活动,选择1000家企业与1000个村庄结时共建,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共同发展。我们结合温州实际,把温州新农村建设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通过民营企业扶持农村经济,实现工业回报农业的愿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着力发展农村经济;通过中心村建设,改善农村的环境卫生,造就一个美好的农村新社区。温州的新农村建设,将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温州农村新社区正迎面走来。     

从社区社会化到社会社区化

从社区到社会 从传统上说,“社区”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以农村为代表,后者以城市为代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时候,是以其社会关系的不同性质作为区分标准的。在农村社区普遍存在的是首属关系,具有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等特征;而在城市社区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次属关系,具有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     

“包装”婆婆

老伴出生在农村,虽在城市工作了几十年,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是一个“工作狂”,从不在穿衣打扮上花时间。因此,早在70年代中期当老伴由原来的单位调入其上级机关工作后,有人跟她说:“在你调来之前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我想像着你一定是个穿衣打扮很讲究的人,结果一看根本不像那个样,活像一个农村妇女。”     

大连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对策研究

大连市是我国于1984年最早确立为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大连市现辖6个区、3个县级市和1个海岛县,总面积1.25万平方公里,2004年大连市总人口561.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49.3万人,占总人口的44.9%。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106元,比2003年增长13.1%。2004年“北三市”GDP占全市总量的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