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一个诠释学问题的探讨

《诗》无达诂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诠释学命题,多数论者结合和根据哲学诠释学或接受理论对它进行比较和阐释,特别突出强调《诗》无达诂的理解开放性和差异性维度,但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其他诠释学含义,存在着盲目对应比较、简单优劣评价以及随用意挪用的现象。这个命题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可以做更深入全面的阐释;不能单纯从经学转变的历史考察《诗》无达诂的应用性经学阐释向诗无达诂的审美性诗学阐释的转变,而必须重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文本自觉和本体诗学的发展在这个转变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诠释学命题与现代诠释学理解既有某种暗合之处,也有诸多显著的差异,我们既要深入理解《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传统,也要完整地把握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和逻辑,才能在差异性的中西比较阐释中实现某种诠释学的视域融合。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从诗无达诂看译者的主体性——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诗无达诂是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揭示了语内翻译过程中译者任意选择的主观倾向。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本质相同,但凡语内翻译中的断章取义,语际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进程中,译者主观上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任意选择比比皆是,林纾的译著可为典型案例。然而,译者的选择应当受到原文的制约,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最佳的选择,不可诗无达诂。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诗薮》的体制特点及理论特色

从《诗薮》体制可见胡应麟的精心设计,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歌史。但在内容上《诗薮》仍未摆脱传统诗话的影响,诸如笔记体、分类含混、内容驳杂等特点都与传统诗话没有根本差别。在《诗薮》梳理和研究诗歌史实的背后,可见其诗学理论的潜在架构。即以辨体思想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加以支撑：＂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歌发展理论;＂法、悟、化＂三阶段的创作理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审美理论。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棫《毛诗补音》的改订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械《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械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从《红旗歌谣》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红旗歌谣》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重要的主题,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主旋律。由此,我们通过文学追究到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并反思在面临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的今天文学应当发出怎样的声音。     

从《毛诗笺》看郑玄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

汉代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兴盛时期。东汉郑玄是其奠基者之一。从《毛诗笺》我们可以看到郑玄对中国训诂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创一种训诂体式,创立一个训诂流派;实践随文而释、因文为训的训诂原则,保存字词的古义;以声音贯穿义诂,实践了形、音、义的统一;说明修辞表达方式。     

论“诗无达诂”的文学释义方式

“诗无达诂”是古代文论中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释义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他们不仅高扬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而且还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释义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西方现代释义学无法解决的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