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原因探析

美国地方政府承载着为本地域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职能.然而,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频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履职.文章总结分析了导致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不可控因素及来自地方政府自身的因素.它们对于完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缺位和失语原因探析

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对于政府消弭危机的负面影响至为重要,而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权威信息源对于危机治理则是关键.现实中,地方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信息缺位与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信息的及时传递对于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关系到社会心理的稳定,而且直接与危机的决策处理有莫大的关系.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控制公共危机影响,解决公共危机的重要的前提.     

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下的地方债务问题研究——基于31个省市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巨大的资金需求要求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但从目前来看,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土地出让金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收入为主的传统融资模式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也是在传统融资模式下形成与发展的,因此,从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出发对于发现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传统城镇化融资模式出发,基于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在较大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债务规模。三个传统融资方式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地方政府是出于地区间竞争主动负债。随时间推移,相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更大。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治理地方债务等方面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相应对策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是典型的非常态非程序化决策,是检验现代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之特性及其对政府决策能力之挑战性的研究,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因由及影响,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效度之路径与对策.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化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与发展策略

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要义之一是公共部门结构分工所带来的机构化，该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议程中。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通过机构化的方式来应对挑战，但学理上对我国地方治理背景下组织结构分工与形态变化现象的理论解释颇为匮乏。本文运用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并结合后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中国“大城市病”预防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大城市病也愈益严重。集聚经济的作用,使大城市化成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大城市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在一定意义上,大城市病只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发展中阶段的产物。空间规划的不合理、短期市场的影响、政府失灵以及垄断集权的体制环境等,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大城市病目前已成为我国大城市发展及其带动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治理大城市病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     

分权与地方治理:美洲经验的启示

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维持西方世界民主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的经验尤其能够表明这一点。分权运动历史悠久,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将地方政府发展作为分散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某种程度上,分权是为了更加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公民参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信息公开、问责制、发展公民权利、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民间组织的发展等,是建设和加强民主治理与地方治理的核心因素。     

转型期欠发达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以K市为例

本文以K市为例,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以转变思想观念、扩大社会参与、促进社会转型的发展道路,试图解决中国转型期欠发达地方政府面临的公共治理的主要问题.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新管理范式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是推动政府改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并提升政府绩效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局部创新逻辑不再适应地方政府创新需求,而遵循系统创新逻辑的全面创新管理范式与地方政府创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应用到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来。基于全面创新管理范式的地方政府创新,应围绕服务性治理理念,立足于全要素、全时空、全员三个层次的创新,以及全面协同网络的构建。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划分问题研究

城市政府作为基于城市治理多样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而在城市设置的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着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职能。如何有效地治理城市,为居民提公平、高效、完整、精准和无缝隙的公共服务,进而在综合效益上为居民带来更多、更好和更便利的公共福利,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使城市成为人们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并防止出现"大城市病",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这是摆在城市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有效治理,与城市各级政府职责划分密切相关。合理划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是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与体制保障。有鉴于此,我们以整体性治理理论和方法为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及其供给(履职)存在的"分割化""碎片化"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划分及其供给的整体性治理对策和建议。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