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踏上流亡的道路.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妻离子散、身染疾病、经费无着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老舍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武汉为考察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京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琦上流亡的道路.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把大部分行政机构迁到了武汉,所以这些文人先后来到了武汉.为了发动民众,支援抗战,他们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社团和机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他们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如街头剧、朗诵诗等,在唤起民众的同时又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很多青少年也正是借此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

唐代诗文总集、别集和选集,大都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精心选择和取舍,通过"编码"功能,将信息传递给受众,体现出鲜明的传播意识;唐代文人别集的编汇,属于比"行卷"更完整、更成熟的个体传播活动;唐人在诗文集中全面引入序文,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接受与传播双重功能、沟通作品与读者的桥梁作用的二级传播媒介.     

论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地位的二重性

唐五代北宋词与现当代流行歌词在各自时代所处地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流行歌词传播极为广泛,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受到包括文人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大众阶层,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崇尚"雅"的文人虽然在感性上能够接受流行歌词,但在理性观念上则对其多采取鄙薄、排斥的态度,在文人阶层,流行歌词的地位较低.社会地位的二重性给流行歌词的发展带来两大弊端:一是文人将写作流行歌词当成游戏,容易使得流行歌词缺少高雅的文化品位而流于浅俗;二是理论建构滞后,评价体系缺失,使得流行歌词的发展没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方向.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口头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理论推进

民国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文人到民间乡野采集歌谣,称歌谣是"原始社会的诗""民众的艺术",掀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东方民俗学研究以歌谣运动为先声,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对困扰着无数古典学者的荷马问题做出了当代回答,在地球的两端几乎同一时间掀起了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口头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数字化转向""多媒体转向""非遗转向"三个转向,这三个方向将引领和推动口头传统未来发展的趋向。     

晚明文人养生的身体再现与口语传承

晚明时期文人编撰了大量养生专书、日用类书和养生手册等,成为传承养生文化的重要力量.晚明养生文本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文人群体以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商业化为契机,将前代带有浓厚宗教、方技色彩的养生思维转换至广大下层民众之间,使晚明养生呈现通俗化、简明化的趋势.     

南国的文字风景——论“天涯海角”摩崖石刻的文化内涵

古崖州(今三亚)"天涯、海角、南天一柱、海阔天空"等题记摩崖石刻,不仅展现了古代文人对海天景色的诗意表达,还寄托了中国文人面对个人漂泊命运、贬谪经历所发出的时代呼声。将"天涯海角"摩崖石刻置于中国文化广博、深厚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摩崖石刻构成了"南国的文字风景",传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之涯""海之角"这一文化心理。     

中国共产党传播红色文化的百年回溯与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党进程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运用报刊、书籍、标语、文艺作品等形式,对工人、农民、战士和党员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文化传播走上了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统一的指导思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民众开展广泛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理念逐步科学化、现代化,逐步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传播格局,规定高校思政课的主阵地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传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突出主流媒体地位、开发媒体融合功能,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迈向新台阶.     

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

历史上文人的大量入蜀,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文人入蜀主要有宦游、避难、贬谪、漫游等几种形式。历史上文人入蜀,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文人入蜀,不仅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对四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香农、施拉姆传播系统模式和词的传播活动

从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词可划分为两大传播阶段: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歌者之词"(以歌者的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和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文人之词"(以书信、印刷品等纸质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在歌者之词的时代,歌者—文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歌者和文人都同时兼具信源和信宿两重身分,歌者在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在文人之词的阶段,文人—文人之间即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创作与传播无需再考虑歌者的审美情趣与文艺修养的问题,因此创作更趋典雅和精致,用典更加生僻,意象更加繁复,寓意更加深远,其审美接受也要求读者具备更加深厚的学养,词于是日益成为文学家案头的精致文学产品,成为词学理论家孜孜不倦寻求"微言大义"的经典文体。     

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及原因

"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知,即官商结合的谷物供给模式是造成"饥荒阴谋"谣言泛滥的制度因素;民众对生计的担忧以及对"道德经济"观的捍卫是"饥荒阴谋"谣言滋生的温床;地方官员和文人对"谷物丰裕说"的信奉,对绝对王权的批判促进了"饥荒阴谋"谣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符号、身体与治疗性消费文化——以近代广州报刊医药、保健品广告为例

近代广州报刊广告与都市消费文化相互联系,彼此呼应.大量的医药、保健品广告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和符号化的传播手段,强化其治疗和保健功效,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想象,诱导消费者重视"身体消费",推动治疗性消费文化的传播,进而加快了这一行业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     

宋代伎艺人的教化活动

宋代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勃兴,以娱乐表演为谋生手段的伎艺人群体迅速壮大。其中以讲史和杂剧等文艺表演为支点、以失意文人为中坚的一批伎艺人,并不因社会的偏见而自轻自贱,他们忧国忧民,深察民情,将民众的呼声上达,将统治者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广泛渗透于社会基层和民众日常生活,他们的文艺教化活动是宋代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民间立场和田野研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象化观念性现实存在,可以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看,一是把它看做意识形态,二是把它看做理论体系,三是把它看做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上层建筑,它蕴涵着"官方立场";作为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符号系统,它蕴涵着"知识分子立场";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它蕴涵着"民间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民间立场"是原生态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次生态的,"官方立场"是又次生态的."官方立场"通常从"政治语用学"或"政治解释学"的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版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则往往是"知识分子立场"的表现.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田野研究",是在"民间立场"上借用人类学、民族学术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它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揭示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田野"."田野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的呈现,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传播,启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并且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民间立场"与"官方立场"、"知识分子立场"的视域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石铎琭神父的《本草补》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

明清之际入华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琭神父在传播天主教之余,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医药知识,为教徒和民众治病疗伤,不料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医治病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加入天主教最温柔和最有效的手段,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后在清代文人刘凝的劝说和协助下,石铎琭将所掌握的西方医药和药方贡献出来,并整理成书以《本草补》之名刊印。这位原本以传播天主教为己任的西洋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因慈善之心而萌发的善举竟为中国药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