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Judiciary

中国司法制度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其中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和正义观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专政原则决定了中国司法的本质与使命,使司法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民主集中的原则应用到司法领域导致司法从产生到责任承担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的依附地位和法院内部组织的官僚化;大众化制约了法院的审判程序和工作作风,甚至导致极端的程序虚无主义。这些影响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时过境迁,现在理当反思改革。对于时下的司法改革来说,以下几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政治正确与程序正义;平等与职业化;民主责任与司法独立;民意与合法。只有从根本的观念和体制上进行变革,司法公正才是可以期望的目标。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

在传统指令性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身份及其行为从属于国家党政权力组织的正式序列，企业缺乏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发展的能力空间，同时也为政治—行政体系的运行制造了障碍。从１９７８年起，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权威控制，并逐步确立了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不完全规范机制。在国有企业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对产权的合理处置是核心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分。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治—行政体系完成了与国有企业“权力共享”的变革：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向国企管理者进行权力的功能性委托；另一方面，政治—行政体系最大限度地滞留权力。国企改革引发了国家政治—行政体制的积极反应，并通过市场自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努力，实现了政企之间切实可行的权力平衡机制。中国国企改革与国家政治—行政体制变迁的事例，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性的有效启示     

俄罗斯联邦行政程序制度述评

行政程序制度是俄罗斯联邦行政法学体系中正在形成和完善的一部分内容 ,相对于前苏联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俄罗斯行政法学者从研究行政程序的基本概念入手 ,从理论上和词语规范上理清了行政程序、行政司法程序、行政诉讼程序等基本问题 ;以 2 0 0 1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为范例 ,行政程序的原则经历了由维护国家管理向规范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回归 ;与俄罗斯联邦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相统一 ,必将尽快结束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合而为一的状况 ,制定独立的行政诉讼法典 ;建立具有特色的行政法院体系或在普通法院体系中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庭 ,是未来俄罗斯联邦行政程序制度的发展趋势。     

从农本到重商——英国迈向近代早期国家之路

英国在从中世纪末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传统的庄园制让位与新起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农民逐步摆脱了人身和经济束缚而成为了社会上的从业者、消费者,贵族和领主转化为新式的乡绅;在上述的一系列变革中地理作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有助于英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政治核心。随即而发生的宗教改革,更是解脱了罗马对英国的宗教束缚,进而赢得了信仰上的自由和政治独立。     

印度法学教育与宪法学之热点问题

从印度法学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印度现代法学教育是由英国殖民者输入的,其发展相对滞后于普通法制度的建立.独立后,为满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印度虽曾经对法学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印度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司法审查、司法独立及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审查与基本特征基准.这些问题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其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如何控制司法的能动主义、防止司法审查权的滥用,足解决上述热点问题的一个共同话题.     

《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简介

正科隆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卡默的新书《再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发达民主国家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于2013年由Nomos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最近几十年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发展进行了研究,从比较政治和比较金融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作者认为,收入再分配是通过税收政策或者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的,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税收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转移支付政策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以德国和英国的微经济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资本、收入分配与财富结构的历史趋势之本原探究

通过最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大化过程的分析表明,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其强势的地位已获得了合理化的收益,这是一种长期的、渐渐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主流经济理论有关财富分配理论解释力受到质疑。因为资本化、金融化的出现使得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缓慢、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金融化成为一个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杠杆,财富借助于金融化能够实现快速增值。从本质上说,收入分配与财富结构的历史趋势是由资本的生产关系以及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决定的。因此,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不是医治资本主义顽疾的良方,只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历史实证。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战略性演进——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政治变革是21世纪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中国在30年经济改革开放基础上,朝着政治现代化方向迫切需要实现六个方面的战略性演进,即从国情价值转向普世价值,从荣誉导向转向问题导向,从经济契约转向政治契约,从集权制衡转向分权制衡,从工程建设转向制度建设,从行政治理转向法律治理.     

精解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从今年9月1日开始,高校将施行新修订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修订的《规定》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承担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机构对1400万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本科和专科(高职)学生的管理。现行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是1990年颁布实施的。10多年来,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对教育观念、体制、制     

政治和道德：一种政治哲学的考察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并非一开始就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政治的道德化过程、政治与道德分离过程、道德政治化过程,最终在消解经济的道德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对政治和道德关系进行考察,对进一步深入把握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推进和谐社会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修正还是强化：重访西方民主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去20年里,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经典政治经济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修正框架,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在梳理分配政治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的框架——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后者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欧美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为何日益加剧,乃至形成合法化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本文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陷阱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以深化国内学界对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之政治逻辑的理解,尤其是财富分配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政治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正——转型国家的社会公正及政府责任研究

在国家转型时期,经济效率虽然对社会公正也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但它不是这一时期社会公正问题的唯一主要矛盾,在效率的因素之外还存在着非效率造成的社会不公。就是说,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转型国家的政治秩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影响非常重要。要解决转型期以非效率不公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就要在认识到转型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要求与转型滞后的必然性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主要是行政体制渐进变革,从而使政治秩序为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提供基本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履行其重要责任。     

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议会主权原则下的英国司法审查——以2005年《宪法改革法》为视角

议会主权原则是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上议院长期作为立法与司法合一的机构存在,2005年的<宪法改革法>实现了英国宪制的重大变革,即设立新的最高法院以取代原先由上议院独享的最高上诉管辖权,不过该法对议会主权原则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并未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尽管英国法院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事实上存在,但英国议会仍保持其理论上的至上性.     

新时期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若干问题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突出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从国家主导包办向社会、企业、个人多元参与转变;由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向管办分离、政事分开转变。为此,政府需要实现从经济目标优先向社会目标优先的转变,建设型财政体制需要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实现依法行政,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建构适合国情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模式。     

司法独立理论的思考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其一是人民主权原则,这与社会契约论的传播密不可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是权利分立与制衡原则,该原则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核心。基于这两条原则,作者从理论根源上指出了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评析

从 2 0 0 2年 4月开始 ,日本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 ,将中央政府部门的直属机构改为“独立行政法人” ,目的是实现政府规划职能与实施机能的分离 ,实现行政运行范式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日本这次改革具有方案系统具体、重视加强监督机制、改革步骤谨慎务实等特点 ,可为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借鉴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论晚清上海政治运作特点——以小车工人抗捐事件为个案

晚清上海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 ,互不统辖 ,各自为政 ,又互有联系。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 ,使得上海的政治运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既不同于主权完整的中国内地城市 ,也不同于当时属于殖民地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本文以 1897年的小车工人抗捐事件为个案 ,说明由于一市三治 ,以及华界、租界在行政和外交方面体制的不同 ,也由于民族主义的因素 ,晚清上海政治运作具有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特点 ,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行政问题外交化 ,简单问题复杂化。本文也说明 ,英国领事、工部局与纳税人会议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的 ,上海地方政府与小车工人也不是永远处于阶级对立状态。在对付租界当局时 ,上海地方政府是与小车工人站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