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基础理论新探

一 财政基础理论是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石,是财政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制约着其它财政概念。我国对财政基础理论的探讨,在理论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国家分配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价值分配论”、“再生产前提论”等等。上述观点大都承认财政是社会主体参与的一种分配活动,争论的焦点是在与财政有本质联系的核心概念上。其中“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的产物,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主要是剩余产品)的分配和年分配活动。国家与财政有本质联系,“国家需要”是财政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长期争鸣过程     

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其进行回顾和再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界过去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是唯心史观而批判之,现在则认为尽管它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过去认为斯大林的地理环境学说是经典,现在则认为尽管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环境学说从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极端走向了“地理环境虚无论”极端;过去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现在则普遍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理论,个别人甚至认为它是人类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且与人地协调论在本质上有一致性。我们认为,地理环境可通过对生产力和居民气质、风习、文化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发展,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动态性、层次性、反馈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中国地理环境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文化区域特性形成、中国历史上农牧对立和阶级对立的重要因素     

生活·题材·世界观

<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五十年了,当前,重读这部光辉著作,反观过去,审视当前,放眼未来,更感到它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在题材与世界观问题上,过去存在着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脱离论”,认为题材形成可以不受世界观的制约;二是“决定论”,认为世界观决定题材,有什么世界观就写什么题材,相同或类似的题材,在不同世界观作家笔下,可以写出意义截然不同的作品.对“脱离论”,不少同志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上,写了不少有说眼力的文章给予批驳,说题材是不能脱离世界观的.而对“决定论”,不仅没有人怀疑,反而成为认同流行的观点.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正>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里,我重点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很大。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     

初次分配公平并非“唯效率论”公平

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是一种“唯效率论”公平观。事实上,初次分配公平并非“唯效率论”公平。“唯效率论”公平观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公平观;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效率观的要求;不能用来指导解决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问题.     

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命运及其现实启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密切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回答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国家应该怎样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和策略问题。但从基本内容来说,它并没有超越马恩列斯所阐述过的理论范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从来没有涉及的问题,它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找到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理论的重大创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有过初步的试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有过成功的实践。 然而,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正确的思想,转而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匆忙实行了“三大改造”,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误读了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其理论支柱是“生产关系决定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和所谓的“不断革命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奇特的历史命运给我们的现实启示：一是必须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超越;二是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建立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三是要借鉴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经验,加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企业分配论

国有经济的按劳分配反映哪些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或者说它采取什么 样的实现形式?这是经济学界久有争议,悬而未决、且实用性颇强的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古典学家的简单的纯粹的分配形式,即社会对劳动者的直接按劳分配,到今天的“两层次分配论”和“三层次分配论”可以看出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和完善。但是,无论是“两层次分配论”还是“三层次分配论”,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现实经济关系。因此,对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特点的按劳分配模式。     

论选择与控制必然性自由的关系

本文从选择在控制论中的作用、过程入手,探讨了选择与必然性,偶然性和自由的关系。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考察、分析、批判地吸收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选择的研究成果,分析、批判了萨特等的自由选择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是选择决定论;选择论可以“超越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是错误的。     

从预成论到辩证决定论

在考察历史、把握历史进程进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了预成论、非决定论、辩证决定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预成论肯定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但离开人、人的主体性，将历史看成是纯粹预成的“自在之物”，从而陷入了谬误之中。非决定论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超越之前的一切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即彻底的辩证历史决定论。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1982年3月我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馆,根据我该年在江村的调查资料和过去的调查资料之比较,讲了一篇《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以下简称“一论”)。返国后于该年十月五访江村,198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新的资料,讲了一篇《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副题是《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     

卡尔·包勃尔的邏輯思想与科学方法論

英国反马克思主义健将包勃尔的著作,本刊过去已有过介绍。这一期我们特从巴斯摩尔近著《哲学百年》中摘译了这篇介绍他的逻辑和方法论思想的文章,及包勃尔本人的一篇论科学“分界问题”的文章,以供国内学术界参考。在我们看来,科学的标准在于预测性和准确性(或具体性),而包勃尔的“可否定性”对“可证突性”之争只是口头上的争执,实际上是很难分得清楚的。不过预测性是在决定论的前提下提出来的,而包勃尔却是反对历史决定论最烈的人,当然要避免以预测性为科学的标准了。     

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

传播学的加拿大学派有两位巨匠。一是麦克卢汉,一是伊尼斯。麦克卢汉曾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他们开创的“媒介决定论”,业已证明具有相当的前瞻性。麦克卢汉以其媒介“延伸论”、“迅息论”和“冷热论”著称。伊尼斯以其“偏向论”和“帝国论”闻名。本文介绍两位巨人的贡献,比较两人治学方法的异同。     

社会福利的制度选择与文化阐释——《社会福利与文化》

“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福利制度”,“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能够灵活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有的国家却不能应对”,这样的研究问题是社会福利“经济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所无法回答的,而破译此类问题的意义又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当前福利国家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各国都在依据本国国情开发新的社会福利模式,亟需新的理论指导。     

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

制约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对“权力精英统治论”和“利益集团多元决定论”理论，作了简要的阐述与评说。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三)

孔子思想学说主要讲的是“为人之道”,孟子思想学说则主要讲的是“为王之道”,所以孟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一种国家学说。它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政治人性论。他的性善论、“三心”论(存心论、求其放心论、尽心论)、知天正命论都是围绕着他对政治君王的思想要求展开的,不是一般的人性论,本文称之为“政治人性论”;二、王道论。孟子实际论述了三种不同的治国方针王道政治、霸道政治、贼道政治。王道政治是孟子的政治理想;三、仁政论。“仁政”是孟子在王道政治理想基础上提出的包括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治原则或政治措施;四、“士论”(知识分子人格论)。恒心论(不动心论)、养勇论、立志论、养气论、知言论都是围绕知识分子自身的修养展开的,本文称之为“知识分子人格论”。     

决定论的含义与真假问题

古代已有因果决定论和神灵决定论,近代学者又以力学规律充实因果决定论而使之发展成严格定量的形式。从中可以看到决定论的基本含义:过去未来的一切皆有定数;其之形成根据则是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的普遍存在。但自由意志论却长期支持着非决定论的存在;现代科学又在微观过程和复杂系统中揭示出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现象,致使一些论者提出各种折衷性的弱决定论观点。然而我们通过对于各种新不确定性现象的实质分析表明,它们都不真是"本质上的偶然性",并不否定决定论的严格存在;而且人也并没有超越神经生理活动的自由意志。真正使决定论不能成立的乃是世界的无限性:无限世界是不能完成综合的,故而不是一个可总括的整体或系统,因果规律对其不能适用;同时,无限世界中的有限系统和事物也因会有无限的外来影响因素而不能有决定论的未来定数。     

全球视野中的文化认同与僭越——兼论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

全球化的必然趋势给落后民族或国家带来深重的认同危机 ,在短期内经济无法赶上的情况下 ,它们都把重建文化认同来作为迎接挑战和解决认同的快捷手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建立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 ,即“文化决定论”和“文化支援论”。认为 ,只有资本才是解决民族认同的决定力量 ,文化决定论是文化的一种僭越 ,只会坠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文化支援论把文化工具化、庸俗化 ,解消了其超越性的理想性成分。实际上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人类应该超越一种启蒙心态来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 ,文章分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认为儒家文化可以为人类的整体和谐与沟通行动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理解

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唯物论”与“决定论”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引起误解。如何辨证解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现的过程中,由于辩证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     

从“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国家消亡”论后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高举“国家消亡”论的理论旗帜,打碎了旧的俄国国家机器,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地位,到斯大林时期最终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形态。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及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表明,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国家消亡”论,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消亡”论仍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荀子“性恶”论新解

本文认为，苟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的分水岭在于荀子以“生”论“性”，他讲的“性”是人生俱来的自然情性及其自然的本性，它与庄子哲学有很大关系；孟子讲“性”是指人之异于禽兽的人之性，即我们现在一般之谓“人性”。这一概念荀子称为“朴”、“资”，它指礼义、人道。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首先需要理解却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是，荀子的“善恶”概念也与孟子有所不同，它突破了一般道德观的局限而以国家、社会的治乱为背景，以是否合乎礼义来论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