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资料收藏扎记

<正>笔者对于地方文献资料广为搜集,于船山学资料亦时有所得,现择其数项介绍,以飨同好。 一、《读通鉴论》15种印本以外 《船山全书》第十册《读通鉴论》编校后记指出:“本书编校时所见之本凡十六,其一为钞本,十五为印本。”笔者曾见衡阳莫氏藏钞本,《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将有记述,本文不再赘述。而不久前偶然觅得一种《读通鉴记·附宋论》,是15种印本以外的印本。此书是光绪甲辰(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线装木刻本,印刷板框氏19厘米,宽16厘米,每面16行,行33字,白口,四周双边,上单鱼尾。     

王船山论宋太祖——读《宋论》笔记

王船山治史,重视古为今用。他曾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船山撰写《宋论》,也是为着探究宋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经验,作为后世鉴戒的。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封建社会有识见的君主之一,他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使由唐末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趋于统一,百余年间,海内大治。对此,船山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认为宋太祖是以“一人之泽,施及百年”,“光武以后,太祖其迥出矣”     

张文虎与《船山遗书》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张文虎是晚清著名的校勘学家,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时,张文虎不仅校勘《札记章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历代诗评》、《诗经稗疏》、《宋论》、《噩梦》和《春秋世论》,还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流布角度,对《船山遗书》的刊行提出许多良策,且对《船山遗书》部分内容予以客观评析。     

漫议《读通鉴论》和它对若干人物的评价

一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著名的历史评论家。他的《读通鉴论》是和《宋论》同时写成的一部洋洋六十万言的历史评论集。在本书里,他对《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千多年间的事件,人物、制度等,广泛地进行了分析评论。他不单是就往事论往事,指古人评古人,而每每是结合现实,古今对比,纵横联系,依经据典,傍征博引,通过对历史的评论,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他提出;“鉴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读通鉴论》卷20,以下凡引自本书者均只注明卷数)这种“鉴古酌今,”是多少含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的。嵇文甫先生评价《读通鉴论》说:“船山史论文章很多,其论史,一方面由于他身遭国变,创剧痛深,所以比物连类,感慨寄托,独喻之忱,触处流露;另一方面由于他自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深入无浅语,所以每一议论,洞彻渊微,总表现出他那根本的哲学见解,非浮光掠影之比。如他晚年     

王船山对武则天的评价

<正> 王船山认为在武则天统治下,“嬖倖之宣淫,酷吏之恣杀,古今未有也。” (《读通鉴论)卷二十一《中宗》,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卷)但船山承认武则天之朝有正人存在,有邪正之争存在,而且结局是正人胜利。船山对武则天虽持否定态度,但在若干地方,也有所肯定。王船山将武则天与唐之懿、僖、宋之徽、钦相比,认为武则天之恶,远远超过他们,但是,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船山“全其初心”思想及其现代启示SSCI

船山在《读通鉴论》卷十五中谈到了“初心”以及“全其初心”的伦理意义问题,其中凭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总结品评,以史拓论、以论证史,将“初心”置于人生品德保全和历史进程不忘源头的始基,并与“天下古今之公义”有机地联系起来。彰显出公忠、公道、公义的道义论特质。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突破和发展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     

船山粹言(政治思想)

<正>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叙论》)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同上者,卷十七)     

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

一王夫之(1619-1692) 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很多,其中历史评论著作有早年写的《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等书,和晚年写的《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巨著。早年写的书虽名     

王船山史论五则浅析

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对国家的治乱兴亡之道进行了穷深研几的研究,凝聚成充满历史哲理与经世方略的不朽史论。这些有关经邦治国的宝贵思想精华至今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现将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几则史论作一浅析,与广大船山学爱好者共赏。     

船山历史哲学之一斑——对王船山《搔首问》的解读

王船山一生著述丰厚,集中体现其治学宗旨的是其历史哲学著作：《黄书》《噩梦》《宋论》《读通鉴论》《搔首问》。在这些著作当中,前四部学界研究较多,《搔首问》则较少被关注。从“朝政”“吏治”“学术”“士大夫”四个方面对《搔首问》进行解读,可得出以下要点：其一,《搔首问》是王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一斑”,不能反映全貌,且理论系统性不强;其二,“一斑”内容之间只具有现实关联性,理论系统性、逻辑关联性不强;其三,所问为“人问”而非“天问”;其四,所论为“治道”而非“政道”;其五,所论“治道”非常详细、深刻。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

关于王夫之的历史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虽然是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派的利益,但已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道统,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历史政治观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认为王夫之的历史政治观是倒退的,主要根据王夫之曾说过：“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宋论》卷一）“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而来则…     

王船山的社会图式论

本文拟就王夫之政治思想中的社会图式论作一探索。公天下的社会理想王船山虽然近乎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反思过去的历史政治时,认为过去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一种值得赞美。因而他只是把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当作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必然经过的一站而给予它应有的地位。至于什么是合理的社会,理想的兰图,船山自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先从他对过去的社会政治的审视谈起。（一）对三代以前社会的回顾“唐虞以前,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者比也。”（《读通鉴论》卷二十）这里船山明确地指出,三代以前只是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社会。在…     

从“易”理看王夫之对朱熹的吸收和继承

(一) 王夫之在构造其“易”学体系时,以乾坤并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再从错综为用中揭示了六十四卦之关系,它反映了客观世界对立统一,及客观事物之间矛盾的规定性和矛盾的多样性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均是阴阳变化的反映,是本于阴阳而又表现为万殊之气,这则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是夫之在“易”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夫之更进而指出:“盖否极而倾,天之所必动,无待人也”(《宋论》卷七)。他认为,不断吐故纳新,不断发展变化,是自然界乃至社会、人物自身必然的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社会由三王五帝到封建郡县,这个发展的过程并无终结。封建郡县制必更向另一个新的阶段变化发展,而“渐统一于大同”(《读通鉴论》卷20)。这个大同思想便是新兴社会阶级思想的萌芽,它出现在夫之关于宇宙世界必运动变化发展,其动力则是其自身矛盾转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更为其后的思想家不断充实、发展。     

王船山并不歧视排斥夷狄人才

<正> 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船山学报》(总第十四期))刊载唐斌成《船山、魏源人才思想异同论》一文,该文以比较法分析两人人才观之异同,甚为可取。但文中提到:“王船山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少数民族和外族一概采取排斥和敌视的态度。……对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中的人才,防之犹恐不及,更谈不上重用。”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王船山在青壮年时期是否歧视夷狄人才,有待查证。他中岁后隐居著述,以在野布衣之身痛定思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断无歧视排斥夷狄人才之意。从《读通鉴论》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有强烈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也谈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兼与张武同志商榷

<正> 读了张武同志《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一文(以下简称《分歧》①,颇受启发。但文中的某些看法值得商榷。兹陈浅见于后,以就正于《分歧》作者和学界同人。(一) 船山与二程对“理”的不同解释《分歧》认为:二程之理,“是脱离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非物质性的独立存在”。这是不全面的。二程的理包括两部分含义:一是“天理”,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船山学刊〉百年文选》隆重出版

<正>在创刊百年到来之际,《船山学刊》杂志社隆重推出《〈船山学刊〉百年文选》,收录了《船山学刊》(《船山学报》)自1915年8月20日创刊以来刊登的一批学术成果。该文选从约3000万字文稿中精选而出,从选编校对到最后出书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分为《船山哲学卷》《船山史学卷》《船山文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