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试释《文赋》“怀霜”“临云”

陆机＜文赋＞开篇有一段著名的话，谈到作者在创作之前的准备：“但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作文之由，总归两途：一感于物，一本于学。下文紧接着就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干劲秋，喜柔务于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沙妙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投笔，聊宣之乎斯文。此数语即是就上文“玄览”“典坟”二端分别铺陈而言的。其中“遵四时以叹逝”至“喜柔条于芳春”明显就是上文“但中区以玄览”的演绎；自“咏世德之骏烈”至“嘉丽藻之彬彬”无疑是“颐情志于典坟…     

陆机《文赋》刍议

<文赋>所讲的"诗缘情而绮靡",首先不是作为理论要求而提出来的."诗缘情而绮靡"以下的十句话,是陆机对包括诗在内的十种文体审美风格的概括描述.这种对文体风格的关注,是对文学形式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诗缘情而绮靡"的重心不在"缘情"而在"绮靡".<文赋>用了较大篇幅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和形式问题,是文学自觉意识成熟和审美风尚转变的理论标志.     

陆机《文赋》新探

陆机是我国封建社会在古典文学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他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第二篇专著.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在古典文学理论史上虽然相距七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两篇光辉的文学理论的著述可以互相补充,堪称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姊妹篇,曹丕的《典论·论文》以评价作家、作品为主,也兼谈了文学创作的体裁、风格和文章的作用.陆机的《文赋》以创作构思为中心谈了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文章的的体裁,风格和作用.二者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做吴国的大司马.公元27年陆抗死时,陆机仅有十三岁,然而他却领兵为牙门将,陆机在吴国灭亡之后,曾经与弟陆云返回故里,闭门苦读十年.《晋书·陆机传》载:“机身长七尺,其声为雷;少有异才,文章盖世.”晋武帝太康年间与陆云同去洛阳,由于家世的显赫和才学的优异,在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钟嵘在《诗品序》里这样写道:“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流风未沫,志文章之中兴也.”晋武帝死,惠帝即位,司马氏家族互相争权夺势,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自为相国,举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司     

《文赋》琐谈

陆机是西晋文学家,所作《文赋》为古代重要的文学论文。本文对评价陆机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文赋》中论及的创作理论谈了个人的理解,可供研究古代文论的同志参考。     

《文赋》二题

陆机是形式主义者吗?陆机《文赋》以大量的篇幅讲创作的过程与技巧,思想内容方面似乎讲得少一点,于是后人往往指责他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首先提出这种批评的是刘勰,他指责《文赋》"巧而碎乱","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文心雕龙·序志》),这就是说,陆机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许多艺术技巧,却没有根据儒家先哲的理论讲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因此对后人没有什么好处.刘勰此说影响极大,至今     

赋体叙事研究前景展望

赋体兼具小说的叙事性和诗歌的抒情性,赋的叙事性既体现在＂赋＂字铺陈的本义里,也体现在它的题材、手法、与体式上。古往今来的赋论家们对赋的叙事性也不乏零星的认识,但叙事研究相当薄弱,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一些关键性的、全局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全面系统地考察赋体叙事的成果尚付阙如,理论的更新也该提上研究日程。近年来引入并兴起的空间叙事理论为赋体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赋体叙事可以在赋体本质与叙事、赋体表现手法与叙事、赋体体式结构与叙事、赋体题材与叙事、赋体叙事的源流衍变等五大方面进行深究。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论战国说辞与屈原赋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既是辞赋文体的奠基者,又是诗歌新形式的开创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读《屈赋微》

《屈赋微》对屈原赋的阐释比较全面，字词、句段、篇章各方面都有其价值。阐释广引诸家学说，并融入自己的观点。大量征引史事，并证之以史料文献。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最大缺点是缺乏文学的发微。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楚赋与儒家文化

楚辞的代表作家是屈原 ,而楚赋的代表作家则是宋玉。从宋玉赋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仁学思想 ,他深受儒家音乐教化思想的影响。赞美雅乐 ,斥责郑声。他深受孔门《易》学思想的影响 ,他以儒家的“圣人”自比 ,主张儒家的道德。宋玉这套话语系统 ,完全是儒家文化的反映和体现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