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论析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从本质上讲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是一致的 ,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在实践中 ,党的权威和法律权威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冲突 ,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和缺失现象 ,亟待加强。为此 ,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 ,加强法制建设 ,以维护和加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是30年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法律权威并未充分彰显.现行法律体系更大程度上是文本意义上的,更多依赖国家强制力撑持而获得形式上的普遍服从.法律权威应当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统一.在规范和制度化特征方面,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意义脉络、良性的吸纳和拒斥社会挑战的机制以及由中国社会多重二元性所导致的多重二元割裂等不足.法律权威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不能简单地将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等量齐观.若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司法公正,必须在澄清公正司法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遵循若干法治标准和进行有效制度建构才能实现.     

从许霆案看法律权威的树立

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放大而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民众的质疑无疑会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法律权威的树立,首先需要法律规定本身公平、合理。其次,应真正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治环境。     

谈国家法律的权威--从法律运行的典型实例看

一旦国家法律具有了权威,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实现了法治,而法律运行的状况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法律权威的存在与否.基于此,本文通过几个典型法律运行实例探讨在司法执法中国家法律权威的现状,影响国家法律权威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法律内在权威与公民自愿守法——从《论权威》谈起

恩格斯笔下的权威不仅仅是意志与服从,更重要的在于权威的内在品质.法律权威也是同样的国家强制力仅仅是法律的外在权威,外在权威无法解决公民的自愿守法,只有法律的内在权威,才能解决公民自愿守法,因此必需构建法律的内在权威.     

论法律推理中的权威

法律人思维的独特性体现在法律推理中,即法律的效力并非来自于内容的正确性,而在于人们对法律权威的遵从,其本质是维护由法的形式性所带来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与妥适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对立的关系,但两者不是排他性的存在,法的安定性具有推定性的优先地位.仅当存在实质上的"更强理由"时,法的妥适性才具备优先价值,可以突破安定性的限制.法律权威体现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尊重法律权威的论证既包括在法律体系内、从文义出发的"法律解释",也包括超越法律体系、肯定法官能动性的"法律续造".     

论法律权威

本文首先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历史的考察 ,发现了始终或至少是至今为止始终伴随人类的社会现象———权威。权威有三种基本类型 ,即神灵权威、帝王权威、法律权威。现代文明需要的是法律权威。然而目前法律权威在中国却是一个普遍的缺失。中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必须要克服这许多障碍 ,加快法律权威的养成。     

当代中国与法律权威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旧的权威类型正在逐步衰落但没有完全消亡 ,新的权威正在逐步形成 ,但又没有最后确立。因此在新旧权威交替过程中就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律、法院缺乏权威等等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创造法律至上的社会氛围、树立宪法的权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肃司法、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从而达到法律权威的实现     

从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看守法与法治——由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为了厘清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圣贤对于法律的不同心境,透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对法律截然不同的心境,进而分析中西法律文化的精神差异和起源差异以及守法精神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内在契合与联系。分析认为,守法乃是法治的精神要素,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是有效的;同时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践履法律的内因,而将法律认同与法制环境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体的守法由可能变为现实。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论法治的价值意蕴

法治是人类自身理性关怀的方式和手段,只有良法才能体现人文价值。能够反映公平正义原则,逻辑结构和内容合理并保障人权的法律,才是良法。在法治社会,人人都崇尚法律,信仰法律是最高的办事原则,法律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公信力,才具有最高权威性。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