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制度因革与历史记忆：汉代的左右曹、诸吏与门下省成立前史

唐人在追溯门下省侍中、给事中的渊源时,混入了原本属于汉代左右曹、诸吏的记载,由此产生的误解需加辨正。汉代左右曹在“殿中”处理政务,介于皇帝和尚书之间。任职左右曹者也被称作“诸曹”。左右曹与公府东西曹、郡县“门下”组织存在可比拟之处。诸吏对诸曹有领导和监督职能,属于殿中“执法”官员。西汉后期尚书地位提升,诸吏的权势相对下降。随着两汉之际的制度变革,东汉前期诸吏、左右曹被取消,其部分职能被宦官代替。东汉后期士人要求参与中枢政务,但为全面取代宦官职任,援引了侍中等一些原本的“非吏职”,门下机构最终在一个“断裂—升级”的过程中得以建立。     

两汉画像石题材内容综述

汉画像石是汉代在墓室、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是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石刻艺术。[1]它产生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以后达到鼎盛,东汉末年逐渐衰落。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起步很早,近些年来汉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在此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的搜集和整理①,对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内容不分地域的作一概括的梳理。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两汉时期在盐铁手工业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经过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西汉初是自由经营,汉武帝后是官营专卖,东汉则实行政府征税政策.自此以后,由政府向私营盐铁手工业者征收盐铁税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策.由于汉代盐铁政策对以后各朝代盐铁政策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汉代盐铁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制度、信仰与思维方式:两汉《左传》命运之再考察

汉代<左传>的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西汉时,它是受到官方排斥的私学;在东汉,它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对<春秋>的权威解释.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始终达不到学官争立的标准;其次,它对<春秋>的解释与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普遍信仰相去甚远.而它在东汉时地位的逐渐上升,则主要得益于东汉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     

两汉领、录尚书事制度比较研究

东汉惩西汉晚年外戚和大臣的擅权，便提高尚书的政治地位。作为东汉尚书台名誉领袖的录尚书事，并不能象西汉尚书系统的实际领袖领尚书事那样常居中央枢机。两汉的领、录尚书事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天下”与“统一”：汉与西域关系的再认识

西汉的凿空,东汉的三绝三通,为中原输入了一些稀奇之物,西域也输入了中原的一些技术与物品．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汉代朝野上下对于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在：西汉因认识西域而产生的对地理概念的再认识,由此“天下”与“统一”、“中原”与“四夷”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汉代经学教育中的师法与家法

本文回顾了汉唐以来关于汉代“师法”、“家法”的研究,分析了各家之说的优劣,认为西 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着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在起作用。师法、家法在两汉经学教育 中起到了尊师重教的作用,也为保存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发挥了作用。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西汉未行火德辨

西汉最初奉行水德,至汉武帝时定为土德,东汉初年才实行火德.这在古代基本没有异议.但自近代以来,则有一些学者提出西汉时曾实行过火德制.笔者以为,此论尚有探讨的余地,西汉末年的确出现了汉为火德说,但西汉朝廷却并不曾奉行过火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