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广泛兴起新社会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文化政治的兴起。文学理论发生了向文化理论的范式转换,进而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就学理层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最大。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分别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但都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和边缘化叙述这两种策略。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也存在着缺乏宏大政治关怀,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等缺陷。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热潮之后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     

20世纪西方文类研究概述

文类是文学理论的古老范畴之一,也是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西方的文类研究,建基于从古希腊罗马到浪漫主义的漫长时期的文类理论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前30年为重生期,40～70年代为巩固发展期,80年代至今为转折期。文类研究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对20世纪西方文类研究的回顾与综述,指明了未来文类研究的方向,必将推动文类研究在新世纪迈上更高台阶。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现代性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脱离了文学的主体以后,成为解构和分析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一把利器。自"五四"以来,西方现代文论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再造。西方文论的现代性、流派、思想渊源等问题,是我们了解并准确使用其的重要前提。了解西方文论的现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逻辑研究

19世纪以来的理论、艺术和政治研究发生了广泛、持续和深入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这一客观、动态的过程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逻辑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文化批判的先河;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但他们仅仅把大众文化看做文化衰败的标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立足于大众文化的动态研究和批判研究,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不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文化批判的深入发展。     

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试论西方文论中语言观的流变

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论跌宕起伏,发生了几次明显的转向。文论的转向和语言观的流变结合在一起,成为西方文论发展态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文以文论的转向为背景,结合不同历史阶段中“文学性”内涵的变化,着重探讨作为工具论、自足自律的符号系统和能指所指分离的“语言游戏”说三种语言观的历史流变及其承接关系,并论证了整体融合的语言观的现实意义。     

20世纪西方文论的缘起、发展和转型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是从偏离作者中心开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围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出现了意义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的转移过程;二是以文学研究为平台,在文化研究的号召下,走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从而建立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使"文学理论"研究变成"理论"研究。到了世纪之交,"理论"破产,"理论之后"时代来临。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向文学回归,只有回到对文学活动和实践的研究,才是文学理论的出路。     

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

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途径的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去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以寻求合理的解释成为必然,这使得各学科之间广泛地交叉融合,促成了学术范式的当代转型.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倡导和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与日俱增地交叉渗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亦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这场跨学科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型,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介入生活、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和研究策略.     

20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遂使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既具有现实意义叉具有学理深度的“显学”,不仅诸多的人文学者参与讨论,就连不少的政界人士也介入争鸣。然而,由于没有实现“价值中立”,使得“全盘西化派”和“维护国粹派”未能冷静、全面地看待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遮避了自己的理论视野;由于没有实现“方法多元”,使得“中西调和派”未能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复杂的文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研究深度。它们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后的研究工作者加以汲取。     

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于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９０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引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其要害在于“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其共同特征是跨学科性、批判性、以及策略性与诊断性     

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一词含义的演变记录了人类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历史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引进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是对“语言论转向”的一种反拨。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影响,但是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体系的不同特点--从开放教育两种文论教材的学习使用谈起

文艺理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由于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文艺实践活动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文学理论体系的本体特征、概念内涵、文艺观念等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自表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解。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20世纪巴蜀文学与西方文化

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运动的特点 ,在巴蜀大盆地呈现得极为典型 ,并且 ,2 0世纪巴蜀作家的创作 ,都在其所处历史阶段产生巨大影响和具有代表性。选择巴蜀文化文学作为个例 ,可以从中看到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发生发展的一些突出特征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论文化批判的后现代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演变逻辑

西方工业革命演绎了一幅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两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文化批判与社会革命的历史图景.现代社会的发展造就了文化批判现代转向的当下境况.孕育于又超越于“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再演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后现代转向.     

论翻译研究的文化新视角——探寻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实质

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饱受争议.既有学者肯定了它将翻译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宏观文化层面,又有学者批判和反思了它的泛文化主义及实践性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以巴斯奈特(Sus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未能清楚地阐明翻译活动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不难证明,“文化转向”视角对于翻译研究中文化的思考应从三个层面出发,而绝非仅限于宏观文化一个层面,其实还涉及中观文化层面和微观文化层面.只有弄清翻译活动中包含的这样三个文化层面,才是完整地抓住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才能全面地把握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内涵,才能充分展现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操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