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企业环境成本估算模型研究

在全面介绍环境成本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火电企业环境成本的计算方法,提出了火电企业环境成本估算模型,并结合火电企业环境成本的现状,论证了火电企业全面使用排污设备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我国机场环境外部成本计量及内部化研究

利用HPM法和ICAO发动机排放数据库构建航空运输业噪声和排放环境外部成本测算模型,选取首都国际机场等6个机场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测算其2008年噪声和排放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可以看出我国机场普遍存在显著的环境外部成本。根据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经济理论,针对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发展现状可实施机场噪声收费和排放权交易制度,将我国航空运输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碳交易减少了中国火电厂的减排成本吗?——基于2005-201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558家规模以上火电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基于产出的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计算了不同企业2005-2010年的CO2影子价格。研究表明: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所计算出的CO2影子价格均值最高,为1 957.112元/吨;最小二乘法所计算出的CO2影子价格均值最低,为747.634元/吨;校正平均绝对偏差法所计算出的CO2影子价格均值为808.912元/吨;随机前沿法所计算出的CO2影子价格为934.811元/吨。综合所有估计方法,东部地区CO2影子价格均值为1 115.631元/吨,北部地区CO2影子价格均值为1 119.815元/吨,南部地区CO2影子价格均值为1 106.900元/吨,西部地区CO2影子价格均值为1 114.076元/吨。进一步根据所计算出来的CO2影子价格在八大电力集团公司之间进行了分地区分电厂之间的多维度碳交易模拟分析,证明了碳交易可以给火电企业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对未来10年八大电力集团公司的CO2影子价格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进一步论证中国中长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发展绿色就业提升产业生态效率——基于风电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而发展以污染预防、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等为核心的绿色就业是推动实现这种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首先针对绿色就业的内涵展开分析,以生态效率理论为基础,提出绿色就业在创造工作岗位的同时改善了环境,其本质是提升产业的生态效率。然后,设计了单位装机容量就业人数以及污染物环境外部成本两个核心指标,构建了结合产业链分析与环境价值核算的发展绿色就业价值的分析方法,以发展风电替代火电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计算出电力行业发展绿色就业的生态效率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火电项目,发展风电在降低68万元/MW环境外部成本的同时,能够提供6.6人/MW的就业岗位,因此发展风电使得整个电力行业的生态效率得到提升。本文的研究对发展绿色就业的价值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论为国家制定相应产业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投入导向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BC2-DEA模型,选用2000-2008年中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并分析了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利用T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省际间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工业化水平等因素是影响CO2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是CO2排放效率提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效率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不支持“污染避难所”理论。     

秸秆发电项目的政府优惠政策选择

秸秆发电是将秸秆作为燃料替代煤资源发电的一种能源替代模式,中国利用政府补贴鼓励其发展的力度不足.基于安徽宿州2×12MW秸秆发电和河南新乡2×600MW火力发电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测算比较分析了秸秆和火力发电的财务指标、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秸秆发电对发电时间和静态投资更敏感,指出政府应落实对秸秆发电项目的上网优惠.在目前火电外部成本完全外推给社会的情况下,为使秸秆发电实现和火电投资相同的收益率,测算给出对秸秆发电的补贴应从现有的0.25元/KWh上调至0.388元/KWh,这与没有采用脱硫装置的火电的外部成本相当,同时,基于2004年中国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出秸秆电价的这一变化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很小,对居民消费指数的影响仅为0.0013%,可为政府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提供参考.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我国未来减缓CO_2排放的潜力分析

文章系统地评价了我国目前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 GDP能源强度极高的原因和我国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节能的效果 ;定量分析了能源效率提高与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对 GDP能源强度降低的贡献 ,对未来到 2 0 2 0年左右我国能源效率提高、GDP能源强度降低、减缓 CO2 排放的效果 ,以及进一步限控 CO2 排放的成本和代价进行了定量的预测和分析 ;并对正确评价我国未来减缓 CO2 排放潜力与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中国火电行业燃煤烟气CO2捕集技术路径探究

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CCUS）是支撑电力行业在脱碳早期阶段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发电的关键。围绕CO₂高效低耗减排，对当前电力行业燃煤烟气碳排放趋势和主要捕集技术进行总结，并对下一阶段火电行业碳捕集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预估，为“双碳”背景下中国电力行业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建议未来CCUS部署应从“老、旧、小”设备的淘汰改造着手，在完善政策激励与监管的同时，重点开发高效、低能耗的碳捕集技术，降低整体技术的运行成本。     

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核算及其关键减排路径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₂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₂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₂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₂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基于低碳要素支付意愿视角的绿色补贴政策效果评价———以生猪养殖业为例

基于江苏省545份生猪养殖户问卷调查,通过CVM方法实证分析了散户、小规模农户、中大规模农户对沼气池建设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结合了碳减排压力指数,分析了补贴政策的未来导向.结论表明:沼气池普及率并不高,养殖户的支付意愿与现有补贴下的预期支出水平有一定差距,现行补贴政策与农户碳减排压力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小规模农户的支付意愿最低,受到补贴最少,碳减排压力却最高.补贴政策的未来走向应该大力补贴小规模农户,适度追加补贴中大规模农户,大幅削减对散户的沼气池补贴.     

近二十年低碳经济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气候变暖的核心在于碳排放,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则是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经济低碳化和低碳经济化。碳排放和碳减排是国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并存的环境问题,由此出现'吉登斯悖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是碳减排,促进碳减排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基于庇古税理论的财税手段和基于科斯定理的碳交易手段。而碳税的'双重红利'假说有待进一步检验,全球和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碳减排的政策手段选择、碳减排的成本收益比较、区域碳减排的政策设计、碳减排与能源定价机制的关联等均可能是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     

中国服务业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

在分析1991—2011年间中国服务业能耗与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总体趋势的基础上,运用OECD脱钩指标法和Tapio脱钩指标法,阐述了服务业GDP、能耗与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关联效应。结果表明:服务业GDP、能耗和碳排放量整体上呈逐年增长之势;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都呈下降之势;煤炭类消费的比重大致呈递减之势,而天然气、热力和电力消费的数量和比重却呈逐年增长趋势;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能源比重均占80%以上;历年OECD脱钩因子均呈现出绝对脱钩的状态,并表现为波动式上升之势;历年Tapio脱钩弹性指数整体上也均呈波动式上升之势。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服务业节能减碳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3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化石能源领域碳减排研究综述

化石能源具有高碳排放性。自从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燃料以来,导致全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灾害持续发生。当前,国内外均在强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活等环保理念,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努力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创新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学术界一直将化石能源的减排和低碳化作为研究重点,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就化石能源碳减排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化石能源碳减排的未来研究中,化石能源碳减排行为的来源、化石能源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化石能源供应链减排、化石能源产业链协同减排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基于发展视角的各产业部门碳减排责任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首先确定各个产业部门对碳排放的依赖度;再确定产业部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度;统筹考虑确定两方面的因素来确定各产业部门碳减排责任。对河北省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对碳排放依赖度较高的产业部门中,应承担较大的碳减排责任的部门是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金属矿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而碳排放最大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产业因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较大,不宜承担较大的碳减排责任。     

碳税保护产业竞争力的特别措施、效果及其启示

发达国家的碳税实践显示,引入保护产业竞争力的特别措施使得碳税等单边减排机制对一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同时却可以显著增强其在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以此为鉴,我们应该调整减排思路,变被动为主动;在坚持“调结构”这一减排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碳税和碳交易等单边减排机制;同时树立减排工作的全局观和整体观,以保证顺利引入和实施单边减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