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年12月19日,首先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1万吨标煤的准入门槛使全国碳市场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全国碳市场短期内虽然不会产生明显效果,但长期来看,将通过倒逼发电行业优化结构来促进低碳发展。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发展及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各个试点碳市场的市场表现及履约情况,通过对其配额和CCER交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各个试点市场的政策效果,并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7个试点的碳市场累计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逾1.35亿吨,达成交易额逾2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7个试点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大量交易集中于履约期前后的情况。重庆碳市场一改以往低迷的市场表现,交易量和活跃度增加迅速;天津碳市场因全年长时间休市,交易量较低;湖北超过广东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试点碳市场,交易集中度也为7个试点中最低。2018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期,各试点碳市场将继续并行运行,全国碳市场在实际的配额交易前将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模拟交易。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要真正发挥全国碳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和促进碳排放量下降的作用还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具有促进生态意识、促进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促进节能减排与经济平衡发展等作用,发展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信息公开及严格审批是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基本原则。本文还分析了碳交易市场许可证分配和计量存在的问题,从计量保障和监督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碳交易市场的保障措施。     

2020年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

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投入运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8%，未来全球碳市场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2017年底，中国启动了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未来正式开启交易后预计年配额将达到30多亿吨CO₂，成为超越欧盟的全球第一大碳市场。2018—2019年，中国碳市场主要进行基础能力建设工作，七个试点碳市场仍在继续运行，未来将逐步向全国碳市场过渡。截至2019年底，七个试点共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1.8亿吨，实现交易额41.3亿元，其中湖北碳市场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额最高，北京碳市场成交均价最高，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和深圳碳市场表现较为活跃，天津和重庆碳市场表现相对低迷。预计2020年后，全国碳市场将迎来发电行业首单配额交易，“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其他高耗能行业。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2020年的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未来全国碳市场的顺利运行将对中国低成本实现碳排放在2030年前尽早达峰发挥积极作用。     

碳排放权的规范解构与实践反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创新,也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研究主要从静态、宏观的视角讨论碳排放权的性质和法治化路径,对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运行的具体问题策应性不足。碳排放权的权利变动包含初始分配、市场交易、核查清缴三个前后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实践阶段,使得碳排放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法律属性并对应不同的现实问题。因此,在规范层面,应当完善碳配额分配方案、碳交易主体与产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核查规范体系。在纠纷解决上,应当赋予排放企业异议权,明确排放企业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主张权利的具体情形。     

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扩大和人们对全球气候的担心,以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低碳经济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碳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也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碳交易的基本法律规则尚未确定,本文拟就碳交易中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的定价和碳交易场所设置等问题,提出构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设想,以供国家立法和决策部门参考。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均衡的理论模型,对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政策前,以及实施碳减排政策后不同时期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政策条件下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差异。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具有激励作用。作为两种主要的碳减排政策,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前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

截至2021年,全球投入运行的碳市场共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1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初步建立了全球性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2021年7月16日,首批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线上交易,截至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1.79亿吨,成交额达76.84亿元,运行较为稳健,价格基本平稳,临近履约期交易活跃度急速攀升。2020年中国试点碳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活跃度有所降低,价格整体稳定。2021年试点碳市场的交易量整体有所增加,价格稳中有升,各试点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其中北京碳市场的成交均价最高、价格波动性最大,广东碳市场的总交易量最多、市场最为活跃。全国碳市场2022年后有望逐步纳入建材和钢铁行业并引入机构投资者,缩减碳配额总量,增加交易产品种类,强化和其他减污降碳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发挥规模优势并探索国际化道路,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议

我国目前是一个高能耗和高碳排放国家，减少碳排放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建立起有效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来实现，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对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模式的建立进行了探讨。     

发展低碳经济与加快经济增长是否冲突?

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场由低碳经济主导的绿色革命正在酝酿着替代信息革命。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的主题。但是,在目前的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局面,因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各国都在规划未来的低碳经济发展,但很难达成世界范围内的一致行动,其中,有一个问题成为影响这种一致行动的障碍,这就是发展低碳经济与加快经济增长是否冲突?如果冲突,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很难主动加入这场世界性的发展低碳经济进程中。因此,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必须回答这一基本问题。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履约惩罚制度完善

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的行动方案,我国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但该制度在履约惩罚方面存在罚款数额设定不科学、幅度过大等问题,从而不能对控排企业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易造成自由裁量权泛滥、权力寻租等。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为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惩罚制度需要正确定位,合理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包括建立行政罚款的衔接制度,提高违约成本;合理设计“倍率数距＋数值保底”罚款数额,施行双罚制;威慑与激励制并行。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碳减排工作中,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目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于今年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并更新了技术条件,但是却存在较为严重的法律规范缺位现象.因此,我国亟须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碳排放权及相关许可证、交易主体、交易规则等基本问题,明示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运行.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京都议定书》和碳排放权分配问题

文章从稳定大气 CO2 浓度 ,碳排放权分配和减排行动的承诺等方面进行分析 ,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坚持人均碳排放权分配的原则。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和《马拉喀什协议》的承诺 ,远不能满足根据人均碳排放权分配原则所应承担的义务。只有在发达国家承诺按人均原则加大削减的力度 ,发展中国家才可以按照有区别的责任采取适当的行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CO2 排放量必将成倍增长 ,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 GDP的碳排放系数 ,可以实现按人均碳排放分配原则所应承担义务     

“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并指出“应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非自发形成的政策市场,既需要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又需要高水平的政府监管提高市场规制效能。目前,碳市场监管欠缺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有待系统性提升监管效率,因此,应进一步理顺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优化数据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配额管理制度以建立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为“双碳”目标的稳步实现保驾护航。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减排技术投资的生产库存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国际共识。为此推出的减排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必将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探讨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减排技术投资对制造型企业的生产库存决策的影响, 基于Arrow-Carlin模型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动态生产库存模型, 分析减排技术投资可变时制造型企业的最优生产率、库存水平、成本、碳交易量与碳排放量, 并与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制造商倾向于减少碳排放, 出售部分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减少, 生产库存成本增加, 总成本下降;增加减排技术投资, 制造商会出售更多的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增加, 库存下降, 总成本进一步下降。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介绍了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计特点及运行效果。以森林碳汇作为唯一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供应源,提高了森林维护收益的可预见性,增强了造林效果。以此为鉴,提出我国应培育以森林碳汇作为唯一供应源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以工业反哺林业的生态反哺机制,建设全社会普遍参与、高度统一、协调一致并相互融通的碳排放交易系统。     

刍议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当前,人类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国积极节能减排,努力实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对碳排放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并对外披露相关碳会计信息,利用会计手段引导企业注重和开展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梳理碳排放权的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归纳了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分析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进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时下国内外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2017年,我国将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未来的研究需在碳排放权应被确认为何种企业资产、碳排放权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

虽然2009年12月19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该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且未解决2013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质性问题。2013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的走势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害,中国企业除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要谨慎之外,中国政府应参考、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立目的、碳减排目标、交易的对象、交易的配额、机制运行时间、交易所的设置等问题,为中国日后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充分的法律政策准备。     

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财产权路径——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为视角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在指定时期内排放一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它也是一项财产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两类。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碳减排的成本,还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碳汇经济。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既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又可以创新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应选择基线和信用型交易的模式。通过创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碳汇经济的发展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