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战争看联合国机制面临的几个问题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联合国权威的一次挑战。但从联合国的性质、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国内部大国关系等方面来看，联合国仍将作为国际政治与集体安全协调中心，仍然具有生命力。随着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联合国只有加强平等协商才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3月 2 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情况下而进行的单方面行动 ,很快导致伊拉克现政权的垮台和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伊拉克战争对当今国际政治原则与秩序、大国关系和地区稳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六个悖论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旋即发动声势浩大的“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反 ·恐战争”中充满着正义与不义、文明与野蛮、人道与霸道、反恐与助恐、团结与分裂、胜利与失败六大悖论。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这些悖论令人深思、警醒!     

按照自身的意愿塑造世界——从普林斯顿计划看美国对外政策可能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应对接踵而至的威胁与挑战的同时,其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下滑。普林斯顿计划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症结提出了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法治下的自由世界”,设想打造“民主同盟”,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促进国际合作,合法而合理地使用武力,共同消除威胁美国安全的七大威胁和挑战,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的国际秩序”。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软实力的削弱

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结盟体系出现裂痕,美国霸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美军虐俘事件更是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并且美国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受阻,伊拉克战争也没有达到预期的反恐目标。伊拉克战争削弱了美国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利用国际机制的能力,美国的软实力在这场战争中明显受损。     

美国重返亚太后台湾战略的新定位——从“第一岛链”中轴到“菱形战略”基点

随着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其全球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国际环境形势异常复杂,大国林立,利益混杂,处理棘手。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所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历届美国政府总想打＂台湾牌＂来遏制和牵制中国,＂以台制华＂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针。美国重返亚太后台湾的战略地位不降反升,台湾的战略定位从第一岛链的中轴转向以台湾、冲绳、关岛、达尔文四角组成的对华菱形围堵的焦点。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自卫权

自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恐战争,并成功地运用了“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推翻了伊拉克政权,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争议,对国际法律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作为“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国际法依据,国家自卫权有其严格的行使条件,因此,只有在对国家自卫权进行法律分析后,才能清晰认识美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实质和违法之处,从而对这一战略给现行国际法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最终更好地把握未来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看伊拉克重建

冷战后,从维护霸权的目的出发,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现为:以“先发制人”为手段,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当务之急、强化相对优势并在中长期内遏制挑战者。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以及推动所谓“中东改造”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现实选择,将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但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解读

尤尔根·哈贝马斯通过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进行评述,批驳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奉行的“自由民族主义”,指出它是一种错误的普遍主义;并提出了自己对国际政治中的普遍主义的看法:西方传统的民主、人权观念具有普遍意义,但普遍主义应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民主制度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也应超越现有的国际法,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后民族社会,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权。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